周其仁北京大学、长江商
西医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为了久病的父亲，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典当拿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更令人反胃的是，“开方的医生，因为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类似的遭遇，会不会也像鲁迅先生一样，以此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呢？
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最早白纸黑字写下《废医论》的近代学者，还是章太炎的老师、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是说，不限于非议，而且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的武功。此案引发全国论战，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结果，余案通过了却没有被执行。但是，从此中医（“国医”）就戴上了“旧医”帽子，而国民党时代的医生注册条例，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医士”，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医师”。
其实，无论是“贬”还是“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余云岫论述废止中医的理由，撇开用语的激烈和尖锐，与俞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医的见解一脉相承。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剑桥医学史》记载，在新英格兰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页）。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第222页）。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新型”治疗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第223页）。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剑桥医学史》小结到，“（西）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50年开始。……从那以后，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平均寿命增长了。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第176页）。是的，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学、然后是慕尼黑大学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并在经受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观中医，2500年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的存在得以实现。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truth）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转引自杨念群，第62－62页）。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sub－ject，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惟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0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反之，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也做不到把“不科学的”、但为广大人口所“养得起”的传统医学医术，完全逐出医疗服务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