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蒙对三年前在星城金色年华发生的事情可谓刻骨铭心，用他自己话说“老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羞辱成那样！”。
但父亲刘中时的态度却让他极想报复的他一下子凉了半截腰。刘中时当时说：“你知道萧老在党内的威望是什么样的吗？六十年前的革命时代，你老爸我还没出生，他就是政治局委员，你老爸我出生那一年，他就是华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脉，现在只有郑老可以相比！”
刘蒙当时还不服气，道：“他都退下来这么久了，咱们又不是对付他，就是跟他孙子斗斗，也会有事吗？”
刘中时冷冷地道：“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惹怒萧老，只要他一句话，明天你老爸我，轻则变成一个[***]堕落的贪官污吏，重则……哼哼，重则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打入革命集团内部的特务，全党、全民人人得而诛之，连你老爸平时的朋友，也必然欲先杀我而后快——你懂我的意思吗？”
目瞪口呆的刘蒙那时候才知道，外国常说华夏是“双峰政治”，原来真有其事，萧老这个“隐峰”的力量，又岂是区区一个省长所能抗衡的？
刘蒙不清楚当年的情况不奇怪，他本就是个只知玩乐的公子哥，但刘中时是什么人？以寻常农家出身，身居省长高位的人，又岂是没有城府，不知水深水浅的人？
刘蒙眯着眼睛，目光中透露出一丝狠戾。他不知道，就在他现在心里正在打萧宸的主意的时候，潇南省政斧的省长办公室里，他的父亲刘中时却正在考虑缓和跟萧宸的关系。
刘中时能在全面劣势之中扛住岳定渊书记的三板斧，没有让潇南本地派被粉碎，自然是极有城府、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分析国内局势的能力，根本不是刘蒙这种纨绔所能理解的。
世界注目的华夏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进行了差不多20年。在这20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在刘中时看来，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在先主席毛先生逝世后，华夏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先生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华夏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先生逝世之前，江夫人等人以毛先生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作为后来人，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华夏历史带来突破姓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当时华主席提出“凡是毛先生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先生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曰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先生选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曰《人民曰报》）。这表明华主席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华夏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郑南巡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主席被迫下台。一大批“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基本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萧飞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萧飞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郑南巡是这种主张的代表。1979年11月，郑南巡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明煮化。这一派可以称它为自由明煮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华夏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明煮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结果是“四人帮”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那么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至于第四种选择的力量，它们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动乱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华夏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明煮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也许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但现在他们并无多少发言权。与自由明煮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明煮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明煮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郑南巡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萧飞代表的第二种选择。——政治斗争是必然存在的，而其对于国家而言，有理智的政治斗争未必是坏事。
萧飞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华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成立的华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就是政治局委员。1935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年11月同黄明、汤生等一起回到延安。他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中，萧飞的排名是第五位，仅次于当初的“四大书记”，萧飞的排名甚至在后来叛变的林副帅和郑南巡同志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萧飞出来收拾局面，毛先生曾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来称赞萧飞。在毛先生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先总理周先生同时被批。拥护先总理周先生的人大都也拥护萧飞。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萧飞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这也是后来被外国媒体形容为“隐峰”的主要原因。
郑南巡在华夏[***]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郑南巡和萧飞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郑南巡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但也有限。以至于外国媒体经常说华夏的情况是这样：有事情，郑南巡决定怎么办，但萧飞如果不同意，这事情就办不了。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抉择权，一个否决权。”而这两个“权”的不同，其实也说明这二老为人处事的不同。
郑南巡和萧飞的风格确实差别很大。郑南巡是军队里杀出来的铁腕人物，而萧飞久居中央，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萧飞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郑南巡主张枪毙江夫人和张某人，萧飞却说：“我不同意杀，如果同志们投票之后决议要杀，我服从党中央的决议，但我这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请记下这么一句：萧飞同志反对。”——结果真没杀。
八十年代末的动乱之后，中顾委批判四位老人(我不解释啊)，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萧飞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实际上萧飞从根本上来说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郑老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华夏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萧飞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郑南巡权力的无限制扩张。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郑南巡的队伍中有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萧飞的队伍中有大批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如果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萧系阵线和郑系阵线。那么萧系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郑系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姓词，都没有褒贬之意。(有些朋友会觉得改革派肯定比保守派好，这个观点是不值一驳的，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保守”这个词，在全世界都是中姓词，甚至略带褒义，只有在现阶段的中国才显得有些贬义，这是什么原因，聪明的朋友都知道，我……依然不解释。)郑系阵线和萧系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华夏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先生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赵先生按郑南巡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华夏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百多年前华夏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剌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得不碰撞。华夏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郑系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萧系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萧郑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萧系阵线在攻击郑系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郑系的阵线在攻击萧系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萧系阵线如果认为郑系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萧系阵线；自由明煮派支持郑系阵线。但当自由明煮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郑系阵线和萧系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刘中时跟刘蒙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两三年前。而今年，郑老逝世之前，萧老提前回京，跟郑老见了最后一面。这里面有一个消息是刘中时十分在意的，就是萧老曾经单独进入郑老的病房，和郑老说了一会儿话。
别看只是说了一会儿话，在那种情况下，按照刘中时的想法，那就该是两位巅峰上的老人互相交底了，说不定这对既有斗争、更有合作的老人之间还会发生类似于托孤之类的事情。但是事情究竟如何，刘中时也只能猜测了，除了萧老本人，所有人都只能猜测，连萧正或者萧宸都对那天二老的谈话一无所知。
虽然刘中时不知道谈话的内容，但对他而言，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的局势：郑老逝世，萧老健在！
曾经在八十年代末，郑老在和萧老的那一轮交锋中失败，那次失败，是以两个总书记下台为代价的，而萧老在九十年代初却也吃了一次败仗，那一次的结果，是使改革逐渐明朗起来。改革是激进的，但有时会浮躁过热；保守是谨慎的，但有时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郑老逝世之后，全世界关心华夏政局变化的目光都在等待，他们在担心萧老会不会站出来否定改革，把华夏拉回原路。
半年下来，这些人逐渐放下了心，萧老虽然留住在京城了，但却没有对这些事情进行多少干预。华夏，正在按照自己的习惯的步伐走下去。
但在刘中时眼里，以半年前那个晚上为界，之前和之后，差别是巨大的。不管萧老有没有说话，他的存在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之大，足以使得最近这半年来高唱改革的人声音小了不少，直到萧老自己在面见某几位常委的时候说了一句：“要继续高举郑南巡理论伟大旗帜”之后，改革的歌声才又响亮起来。
刘中时一直琢磨不透的也就是这一点，难道萧老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不可能，完全没有理由，能够压制他的郑老已经去世了，他为什么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么唯一的理由，就是说萧老实际上本身就是支持改革的，但是萧老不支持步伐太大的改革，他可能是主张稳步前进的那种有限度、有计划的改革。
刘中时就联系起萧正在央行的做法，他不禁暗暗点头，萧正现在是洪副总理的主要帮手之一，抓的就是财政改革这一片的事情，从他平时的行事来看，也是支持稳步改革的，正好符合自己刚才分析的萧老的真实政治主张。
那么，萧宸在朗柳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刘中时就有些皱眉，萧正的行动跟萧老的步调很接近，但萧宸的步伐则明显要大了不少啊，难道他是没有理解自家老爷子的心思？亦或者只是因为年纪轻，所以比较沉不住气？
刘中时想着，又摇了摇头。不像，这不应该是萧宸步子迈得大的原因。如果说萧宸沉不住气，那么先前两次被他“所害”的周崇年和袁以宁，难道说还不如他一个小青年有城府？更不可能是不懂自己爷爷的心思，因为即便他不懂，只要他的动作要出格了，总会有人提醒他的，刘中时相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偌大一个萧系，岂能让萧宸这个萧老的嫡孙走出萧老的允许范围之外去？？
只是这样说来，萧宸的做法也就是萧老所允许的了，那么萧老的底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改革，这是肯定的，关键是改到什么程度，改的步子迈多大！
刘中时忽然拿起电话，拨了外面秘书间的电话：“小陈，上次我让你整理的朗柳鼎清区这三年发展调查的报告，做好了没有？……好了是吧，那好，拿进来给我。嗯，对，现在就拿过来。”
刘中时挂掉电话，看着窗外。目光所至，不过窗外的一棵老槐，但他却仿佛看见了城东的省委大院里那位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对手。岳定渊，你此刻在做什么呢，也在分析如今这没有人敢下结论的华夏政局吗？——
萧宸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大玻璃门后，刘蒙收回目光，想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刚才进去的一男二女，你们看清楚了没有？”
三名“陪游”对望了一眼，点点头，齐声道：“看清楚了。”帅哥美女，本就吸引人的目光，自然看清楚了。
刘蒙道：“你们三个人，除了陈伟留下跟着我以外，你们两个，去盯着他们，看看他们进了哪间房，如果他们出去，也跟着。”
那两人点了点头，正要出去，其中一个却问道：“老板，要是他们分开走了，怎么办？”
刘蒙皱了皱眉：“男的必须一直盯着，女的……应该不会分开吧？要是分开，你们立刻打电话过来，陈伟也盯一个就是。”
三人一听，就都应了，那两人就立刻从车上下去，跟着萧宸三人走了进去。陈伟就是那个散打高手，他现在是在驾车，见两名同伴下去执行任务了，便问道：“老板，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去停车，我下去打个电话。”刘蒙说着，就打开车门往外跳下去，一边下车一边吩咐道：“车不要停太远，要方便取车的地方。”
陈伟自然应了。
刘蒙跳下车，就翻起电话里的号码，然后拨了一个出去，接通之后，里面已经笑着道：“刘少今天怎么有空跟我打电话了？”
“少说这些没用的，我现在人在朗柳，你有空没有，来夏都见我。”刘蒙直接说道。
电话那边就是一愣：“刘少在朗柳了？哦，好，夏都是吧，我马上赶到。”
刘蒙嗯了一声，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地笑意，又道：“我记得上次你喝酒之后说过，只要是在朗柳这边，你不敢动的人，很少吧？”
电话那头笑道：“那是自然，除了几位常委不能乱来，其余人等，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刘蒙嘿嘿一笑：“你有胆量就行。”
电话那头听了刘蒙的语气，稍微沉吟了一下：“刘少要对付什么人？”
刘蒙笑道：“萧宸……”
那边的声音一惊：“什么？萧宸？他是常委啊，动他？不好吧？”
“……的女人。”刘蒙笑着接口道：“怎么，看来你的胆子也不是很大嘛，萧宸很了不起吗？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