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李国耀的话，老蒋整个人都沉默了，他能理解李国耀的慷慨，但是他不是一个负责一线作战指挥的将军，而是一个统筹全局的统帅。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太感性，必须得理智，感情用事很容易乱了方寸。
良久，老蒋叹了口气说道：“肃严，国联势大，我们招惹不起啊！”
这话李国耀确实认同，此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无所作为，就目前而言国联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
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
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
由于国联创建之初就打着为弱国主持公道的旗号，所以老蒋就寄望于国联为中国出头。
但是李国耀更清楚眼下的国联已经没有了一战后的雄心，所以中国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
“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不要说是老蒋了，就连绝大多数的大小军阀都明白，更不要说是老蒋这样手腕惊人的政治巨头了。
只不过老蒋被一些特定的事实迷惑了眼睛，那就是国联拥有此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
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老蒋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
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同出一辙。
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
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
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
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老蒋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但是当这份调查书出炉之后，所有国府要员的脸都变了，就连老蒋自己看完这份报告书之后也是破口大骂：“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那段时间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但即便是如此，此时的老蒋还是对国联寄予了一定的希望，他觉得之前国联对于中国的种种，完全是因为美英等国在东北没有太大的利益，日本入侵东北对美英等国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有着不少权益，而现在这些权益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而受到了影响，不管是为了保证自身权益还是为了遏制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美英等国都不会坐视不理的。
“委座，咱们先抛开国联不谈，就说眼下的局势，卑职觉得我们已经将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北平丢了，太原济南等地全都丢了，不久前还丢了广州，说实话真不在乎再丢一个武汉城。美英等国同情也罢，失望也罢，该经历的他们也全都经历了，所以卑职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在乎他们的想法！”李国耀道。
“那你的意思是这武汉城不守了？”
“嗯，卑职正是这个意思，既然守不住那就不守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我们手里还有军队，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抵抗，小鬼子就亡不了中国！”李国耀道。
“不守的话无以面对国民啊！”老蒋叹着气说道。
“不，仗打到现在我们已经尽力了，而且眼下的结果也是最好的！”
“最好的？”
“对，委座难道忘了百里先生讲过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对日国防理论了吗？”
“继续说！”老蒋沉声道。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世的自给主义就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百里先生认为，虽然战场上追求速决，但在战备上却追求长久。现代战争是全民战争，因其耗费巨大，尽早决战对日军有利，拖延战争对我方有利；兵力集中对日军有利，兵力分散则对我军有利；采取攻势对日军有利，采取守势则有利我军。”
“中国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条件，即是事事与之相反。日军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日军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侵略者总是采取攻势，中国居于守势，就要以主待客，确定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守为攻，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蒋百里的想法老蒋还是非常的认可的，不说这位百里先生的传奇经历，单单此人的战略眼光而言，那绝对是中国独一份儿。
早在一战前蒋百里受甲午、日俄等战争的刺激，便认为日本是中国国防的首要敌国。
到一战后他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同最危险的邻居打仗”的问题，并言“至于从环境的现状看，吾们所最感危险，就是那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断定日本必将侵略中国。
之后他还提出了有名的三阳线论断，即一旦日本侵略中国，京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而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
而中日之间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百里先生的论断，所以现在李国耀再次提出百里先生以空间换时间的理论，老蒋整个人陷入了沉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