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浙江绍兴府山阴人，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曾任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厄塞，常慷慨悲歌，晚年贫病交加，藏书数千卷也被变卖殆尽，他自称“南腔北调人”，去世时年七十三。
徐渭，出生于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岁时，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对他而言刺激颇深，徐渭十四岁时，苗夫人去世，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相处得不甚愉快。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享誉远近。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在世态炎凉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
成年后，所作的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往返于浙粤两地。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游梅岭观音洞，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还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被时人称为“越中十子”，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
二十岁考中了秀才，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直到四十一岁时，经历了八次考试的他始终也未能中举。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所属的房产、田园，荡然无存，妻子潘氏又得病早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使徐渭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却不得要领，只能徒劳而返。后开设“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以糊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等人，研习王守仁的学说。
在钻研学问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蒙古首领俺答率军在北京一带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徐渭听闻此讯后，义愤填膺，挥笔创作《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臣严嵩误国。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此时，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胡宗宪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徐渭不满于胡宗宪傍依权臣严嵩，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进入了总督衙署。此后，徐渭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谋划，助其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被逮捕至京，徐渭便离开了总督府。
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师，后因与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辞归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徐渭只得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此事。
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在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
出狱后，徐渭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在宣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
神宗即位初年，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六十岁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便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
徐渭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从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徐渭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着《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着，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