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人，明朝末年大臣。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而弃官归乡，赋闲近十年之久。还京任职，历任吏部验封司郎中、顺天府丞，调任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镇压农民起义，擒获“闯王”高迎祥，消灭十五股义军，稳定了陕西的局面。因清兵入塞，赴京勤王，在卢象升战死后代其总督各镇援兵，不久以失聪为由请求辞职，遭到崇祯帝怀疑而下狱。在崇祯帝催促下出潼关进剿李自成，在郏县之战中败退陕西，出关进剿李自成，在汝州之战中溃败，不久后阵亡于潼关，享年五十一岁。
孙传庭，仪表魁伟，身长八尺，能左右射，武艺绝伦。六岁入读村塾，十三岁在童子试中夺魁，成为生员，此后在学校的各种考试中都是第一。乡试中举，翌年通过会试和廷试，考中三甲第41名，获赐同进士出身，袁崇焕、梁廷栋、马士英、姜曰广、吴阿衡、薛国观、丁启睿、刘宇亮、杨文岳、余应桂、邵捷春等知名大臣与他同榜，并成代州孙氏第一位有进士功名者。
孙传庭初授永城知县，不久调任商丘知县。当时，后金占领辽东，身在内地的他深忧时局，曾写下“山海徒闻尚可支，堪怜一线系安危”、“丸泥不是封关计，仗剑谁歌出塞词”、“圣主若虚前席待，愿将血泪洒丹墀”等诗句，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志向。因在徐鸿儒起义时防备有功，获得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褒奖，入朝述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升至稽勋司郎中，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告假回乡。
弃官回家后，在家侍奉母亲，教授学生，同时“大治第宅、辟园圃，穿溪叠石，种松、栽荷”，与宾客“酌酒选奕、赋诗谈笑”，过着“朱楼画舫，花晨月夕”的安逸生活。
崇祯年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入侵，国事日益糜烂，山西更是成为农民军、后金军与明军三方的战场。面对如此时局，孙传庭也开始留心兵事，志在“澄清天下”，他的门生冯容以“天下事殆不可为”劝孙传庭放弃对国事的关心，但孙传庭不以为然表示“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后金第二次入塞，代州也遭到蹂躏，孙传庭在闰八月上《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提出了步兵扼守险要抵御后金骑兵的方法；后金第三次入塞，孙传庭派家丁王承嗣、孙剑等击退后金兵，保卫家乡，回到朝廷，任吏部验封司郎中。由于他喜谈边事，便以“边才”越级升为顺天府府丞，成为督抚的候选人。
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官。当时，吏部尚书谢升与孙传庭不和，为了将孙传庭调走，便举荐孙传庭来接任陕西巡抚，担当剿灭农民军的重任，当即得到崇祯帝批准，但孙传庭也有意出任此职。崇祯帝在便殿召见孙传庭，孙传庭请求提供充足军饷，但崇祯帝表示“措兵难，措饷更难”，答应给他六万两饷银，但以后由他自筹。孙传庭入秦履职，期间募得三千劲旅，积极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的战斗力，履任不到一个月就派副将罗尚文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时，明军的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由卢象升负责镇压，将高迎祥围困在郧阳山区。高迎祥欲经子午谷进攻西安，孙传庭便和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率军堵截于子午谷之黑水峪，以逸待劳。高迎祥率部从盩厔黑水峪进至仙游寺，与孙传庭交战，此后孙传庭“四日三捷”，最终俘获高迎祥。
孙传庭联名洪承畴传捷京师，崇祯帝大喜过望，降旨褒奖。孙传庭遵旨将高迎祥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农民军最强的一支就此瓦解。高迎祥被俘后，孙传庭招抚了农民军领袖‘蝎子块’拓养坤、‘妙手’张文耀等，击破‘过天星’张天琳、‘混十万’马进忠、‘大天王’高见等，基本确保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孙传庭由此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几乎超过了他的上司洪承畴。
此后，孙传庭一面清屯练兵，一面围剿农民军，洪承畴负责围剿西面的‘闯将’李自成等，而孙传庭则负责围剿东面的‘混天星’郭汝磐、‘过天星’张天琳等。孙传庭先后于合水、澄城、庆阳等地连败六队、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而后三部义军在屡败后，都陆续归降。洪承畴也在与李自成的战争中连续获胜，李自成本想东出与过天星等部会合，然而他们都投降孙传庭，他顿时势孤失援，洪承畴趁机在潼关南原将其主力歼灭殆尽，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围。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也投降了明廷，农民军一时归于沉寂。此时清军第五次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赴京勤王，不仅给了李自成以喘息之机，也改变了孙传庭的命运。
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青山关入塞侵扰，京师戒严。崇祯帝先命丁父忧的卢象升夺情起复，总督各路兵马抗清，又命洪承畴、孙传庭赴京勤王。洪、孙率五万秦军离开陕西，经山西入京，行军过程中上疏主张对于清军不可轻战、严加防守、伺机反击。
当孙传庭行过徐沟时，因清军南下真定、保定，兵部便急令孙传庭赴援，孙传庭随即勒兵改走井陉，至十九日晚抵达，立刻攻击围城清军，迫其退去。次日，清兵又围城南，孙传庭即选精骑出击，追杀十余里而还，至二十一日，清军退去，孙传庭又在晚间命士卒举火袭扰，令清军大惊。二十四日，因卢象升己率兵在二十二日赶到真定，孙传庭即继续北上，两日后到达保定，忽然又接到兵部咨文，让他就在真定暂驻御敌。
孙传庭以为卢象升既己至，自己大可不必再往，遂移文兵部请旨。兵部发来明旨，命孙传庭以兵部添设左侍郎衔会同卢象升、高起潜协剿，他便在初五日从保定南下，次日即抵定州，因见手下兵多怯懦以致清军猖狂无忌，孙传庭深感痛心，遂上一密奏，直言不可浪战。几天后，卢象升战死巨鹿，崇祯帝命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并赐以尚方宝剑。但因为前此卢象升、高起潜相继兵败，孙传庭此时虽名为总督，实已无兵可督。
崇祯帝又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当时，清军占领济南，明军却按兵不动，坐视山东被铁蹄蹂躏，充当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孙传庭互相指责，刘宇亮称他促孙传庭出兵而不出，孙传庭则强调是刘宇亮不敢出兵，并阻止他进兵。另一方面，孙传庭上疏指责关宁总监高起潜麾下的祖宽要对济南失守负责，得罪了高起潜。尽管有刘宇亮、高起潜的掣肘，孙传庭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既定御敌方略，在东安、武清、蓟州、冷口关等处邀击清军，取得小胜，直到三月十一日清军出塞。
孙传庭受任保定总督后，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帝，商讨军国大事，但不仅高起潜与他不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怕孙传庭“夺席”，遂屡屡阻挠，孙传庭便在通州待命。孙传庭得感冒竟致耳聋，到五月初九日上疏请辞保定总督，并举荐杨文岳替代。崇祯帝认为他在推诿责任，要求他继续负责练兵，并命兵部派人核实，回报属实后，才将他革职，并派御史杨一儁再去核实。孙传庭移驻易州，等待再次查勘，此时又有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举报孙传庭，称孙传庭乱抓百姓。杨一儁再次核实孙传庭病情属实，并将尹三聘的告状称为“泄愤”而不受理。崇祯帝在杨嗣昌、高起潜等的影响下，已失去对孙传庭的信任，得到杨一儁的回报后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遂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派锦衣卫将孙传庭逮捕入狱。
孙传庭被捕入狱三年期间，李自成、张献忠重新起兵，熊文灿、杨嗣昌镇压不力，致其坐大，明朝国势江河日下，岌岌可危。面对每况愈下的局面，崇祯帝再次想起了孙传庭，有意起用，加上兵部尚书陈新甲、内阁首辅周延儒推荐以及孙传庭在狱中“请杀贼自效”，崇祯帝遂释放孙传庭，在文华殿召见他，询问天下大事。孙传庭表示得到五千精锐就可以剿灭义军，崇祯帝起复他为兵部右侍郎，率京营官兵救援被李自成围困的河南省城开封。不久，李自成放弃攻打开封，攻陷襄城，杀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崇祯帝遂委任孙传庭代其陕西三边总督之职。
孙传庭赴任时，还负有一个秘密使命，即处死被怀疑“通贼”的秦军援剿总兵贺人龙。孙传庭召郑嘉栋、牛成虎、贺人龙诸将至西安，在宴会结束时突然命刀斧手拿下贺人龙，数落贺人龙在开县黄陵城之战时观望不进、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时遇敌先溃，导致张献忠坐大以及两任陕西三边总督，被李自成所杀，遂斩贺人龙。
由于京营官兵腐败无能，而原有的秦军官兵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松锦大战等战役中损耗大半，因此孙传庭抚掌叹息：“我思用秦人！”再加上他发现李自成拥兵数十万，其实力已非往日可比，便向崇祯帝提出练兵两万、给饷百万，崇祯帝很不高兴，虽然批准，但要求他在拿到军饷一个月后就须率兵出潼关围剿李自成。
此时，李自成第三次围困开封，崇祯帝任命苏京为监军，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开封。孙传庭表示这些新兵未经训练，不可轻易出战，崇祯不听，孙传庭只好出师。孙传庭率主力出潼关、逾太行、渡汜水，同时密遣别将出武关，自南阳鸦路趋宝丰，作为夹击李自成的偏师。
此时，开封己为水淹，李自成南趋汝宁，听说孙传庭率兵来攻，便转而向西迎击，先在南阳击溃孙传庭之偏师，然后北上与孙传庭作战。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义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义军，诱敌深入。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义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义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当时连日降雨，粮草不济，官军不得不停止追击，并争抢战利品。
此时，罗汝才来援救李自成，李自成也趁机杀个回马枪，大破官军，反败为胜，左军左勷、右军萧慎鼎率先溃逃，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此次柿园之役，明军损失数千人，但李自成也丧精锐八千人。事后，孙传庭依军法将萧慎鼎斩首，而左勷则念在其父左光先的份上绕过一命，令其纳马2000匹赎罪。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秦军官兵实力有显着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白广恩统领。另一方面，李自成的势力也在壮大，攻占汝宁，杀保定总督杨文岳，取襄阳、荆州，取承天府、汉阳，不久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初步建立政权。
孙传庭在陕西练兵期间，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加上他屡屡催促地主捐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陕西士绅都希望孙传庭能尽快出征，并谣传孙传庭按兵不动是养寇自重，会再次被捕入狱，崇祯帝也“下手敕催战”。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上疏请战，自诩“不出一月，贼可尽歼”，并称有内应（邱之陶）相助。阁臣吴甡提出反对意见，兵部侍郎张凤翔也进谏：“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此外，左中允刘理顺写信提醒孙传庭不要贸然出师，但最终崇祯帝还是批准孙传庭的请战，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由于吴甡不愿督师，崇祯帝命孙传庭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加督江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其后又旨令其出潼关消灭李自成。但孙传庭在出发前给兵部尚书冯元飙写信，阐明自己“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初四日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官军于八月十六日抵达洛阳，八月二十一日进逼汝州，义军都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
李养纯投降后报告称义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先后攻破宝丰和唐县，其麾下军士在宝丰“多屠戮”，又将安置在唐县的义军家属屠杀殆尽。官军和义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官军大胜，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逃入襄城，官军尾随而至。
当时，连日大雨，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粮车难以移动，后勤出现问题。李自成趁机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驻守郏县的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秦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豫军官兵看到秦军官兵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官军队伍大乱。义军趁机在汝州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丧师四万，损失兵器辎重无数，据说连督师大纛也被义军缴获。
汝州之战后，孙传庭与数千溃兵从孟津渡黄河，由黄河北面经垣曲入潼关，其后各路溃军陆续入关，还剩四万，高杰请求退保西安，但孙传庭表示：“如果闯贼进入潼关，秦人还会为我效命吗？”因此坚守潼关。崇祯帝命削夺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并令他“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
此前两天，义军扮成逃兵，用督师大纛骗开关门，内外夹击，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五天后，西安失守，孙传庭的继室张氏率三妾两女投井自杀。孙传庭死后，尸骨无存，逃到山西的陕西巡按金毓峒向朝廷报告孙传庭下落不明，所以崇祯帝没有给予封赠。清军入关后，明末殉节诸臣也是一个极少触碰的敏感话题，乾隆帝明令表彰包括孙传庭在内的明末殉节诸臣，孙传庭享受“专谥”的待遇，以“夙娴良画，屡着捷功，仓卒殉军，仁成身殒”，得到“忠靖”的谥号，列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