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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最佳投资目的地

关卓凡眼中,左宗棠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斗争的经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焘一个人倒霉,其他几方,露面的,没露面的,皆大欢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挟制,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两宫也好,中枢也罢,对左宗棠却没有生出真正的意见。

一来,是因为西征已经定了左宗棠,现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时候;二来,是因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气虽然大,但却不“结党”。

左宗棠人缘儿不好。慈禧就对关卓凡说过“没有人愿意和‘左骡子’搭伙计”——这是事实。左宗棠到哪里都爱压人一头,搞得谁都讨厌他。但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什么有力的人物“党附”他,所以就比较让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赶走的郭嵩焘,是曾国藩一脉。向“湘系”收权,是朝廷不宣之于外的既定章程。难得左宗棠肯出这个头,不然,以郭嵩焘的声望和绩效,动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迁就左宗棠,其实也是“顺水推舟”。

三来,这本来就是一笔交易。

左宗棠并没有指望蒋益沣在粤抚的位子上呆多久,将来得成所欲之后,蒋益沣就是一枚弃子,放在那里都无所谓。

对蒋益沣来说,就算以后终究坐不住粤抚这个位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本来就是天上掉馅饼。履历上有了“抚粤”这一笔,假以时日,重新爬到一省长官的位子,并不如何为难。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关卓凡不但不和他争,反过来还给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单靠一份一万银子的礼物。加上拍几句人家姨太太的马屁,就能达成交易。

通过胡雪岩这个中间人,关卓凡和左宗棠在广东这块地盘上达成了默契。左宗棠先“过一手”。关卓凡再来“接盘”。

关卓凡向两宫皇太后举荐左宗棠的时候,郭嵩焘尚未去职。左宗棠觉得关卓凡的事情办得实在光棍漂亮。心中颇为感念,于是加紧“倒郭”。朝中有人好办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面”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依了左宗棠。

对郭嵩焘,关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这么几句话。“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

前两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后两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焘。就当你为时代做点牺牲、受点委屈吧。

还有,我会请你再次出山的。

话题回到上海。

电报“形势一片大好”,邮政的势头也相当喜人。

其实,“江苏驿邮所”就挂在上海电报总局的下面。松江、苏州、太仓、常州、镇江五府之间的陆路邮路,镇江和上海之间的水路邮路。经过一两个月的“试运营”,很快便运作顺畅。

开始的时候,驿邮所只派送电报和收发信件,到了后来,“邮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众对邮政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电报。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爆发式地释放出来,驿邮所的邮件的交寄量,不断“刷新”主事的杨仕全和邵德生最乐观的估计。

一年没到,从开支上来说,“江苏驿邮所”已经过了盈亏平衡点,而且“增长曲线”高高翘头,眼见必是一门能赚大钱的生意了。

知道邮政会成功,但成功来得如此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儿仔细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驿邮所的成功,除了“政府专营”之外,和邮马、邮车、邮船都挂轩军中军的旗子大有关系。

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证,也是信心保证。保护邮路畅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这笔“无形资产”,不知道要不要算进成本里面?

松、苏、太、常、镇五府的新式邮政,引起了曾国藩的很大兴趣。已经说好,过了年,就开通苏北两江总督直辖的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州厅等地邮路,还是由江苏驿邮所操办,还是挂轩军的旗子。

这样,江苏一省的邮路就全通了。

江苏驿邮所的客户也包括洋人。法国人皮埃尔办的“客邮”,交寄量已经大减,这位江苏驿邮所的前顾问,正在和杨仕全商量,看看两家的线路能不能够合并到一起,其实就是希望江苏驿邮所“收购”他的“客邮”。

看在皮埃尔做过江苏驿邮所的顾问的份上,不好教会学生饿死老师,赵景贤请过关卓凡的示后,对杨仕全说,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谈一谈的。

接下来是“财经口”了。

新铸的“苏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开来。

人们对这种精致、闪亮、“料足”的银元爱不释手。开始的时候,颇有人想囤积居奇的。刘郇膏的臬司衙门盯得很紧,狠抓了几个典型,以儆效尤。待“苏洋”源源不绝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苏洋”很快便“走出江苏”,北至北京,南至广州,都能见到“苏洋”的身影。

开始的时候,刨去铸造成本和发行“苏洋”的银行、钱庄的佣金,估计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实际上,苏洋的价格折成银价一路走高,一年下来,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供不应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质量的本国货币,“苏洋”的受欢迎的程度迅速超过了银块和铜钱。作为一种“地方货币”,“苏洋”却事实上开始流通于全国,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庞大的市场需求,“苏洋”的供应量自然是不足的。

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洋的身价还会愈走愈高。

“铸币税”真是一样美妙的东西。

杨坊的上海关,月入关银已经过了百万,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十万;来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关银,笃定超过一千五百万两。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有清一代,之前国家岁入的最高峰出现在乾隆朝,大约四千五百万两。则单是上海关一处的收入,便等同于整个国赋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关年过千万是意料中事,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江苏、上海的长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复得也就最快。中国社会经济特有的“大乱之后强力反弹”的“功能”,在苏、沪一带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原时空上海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位置和发展走向,本时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对内、对外,都成为一块巨大的“吸金磁铁”,资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个,关卓凡的推动,大大加速了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业园”、“自贸区”虽然还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兴土木是瞒不了人的。这两块地意味这什么,先觉者无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许多人提前入沪,“预留地步”。

轩军美国查塔努加大捷传回国内,上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的“投资曲线”倏然拔高。之后,随着亚特兰大大捷、萨凡纳大捷,这条曲线一次又一次“*”。南逆“无条件投降”后,进入上海的资金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江苏的情况仿佛,只是程度略逊上海罢了。

用原时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上海已经成为了“最佳投资目的地”。

“苏洋”的发行,金融环境的改善,也加速了这个进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专员的设立,亦与之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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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下午要出去办点私事,很晚才能回来,今天只有中午的一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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