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学子。
唐绍仪是广粤人，而广粤一向是所谓“猪仔”甚至“猪花”的重灾区，所以早在来花旗国之前，唐绍仪就已经听闻过这些黛青海外劳工的事情。
所谓“猪仔”、“猪花”都是黛青被拐骗劳工的代称“猪仔”是男性，“猪花”则是女性。
说是劳工，其实就是奴隶。
只不过现在的花旗国早就在全国范围废除了奴隶制，所以即便是拐骗而来的，到了花旗国以后也只能是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存在，并且具备一些最基本的人权。
但是他们实际上混的还不如祖先曾经是奴隶的那些人。
毕竟他们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斗争经验。
而黛青劳工纯粹是老实好欺负的。
相比男性，女性被拐劳工，处境更为悲惨。
当然，唐绍仪的这点听闻并不特殊，因为留学花旗幼童中绝大多数来自广粤，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但不同的是，唐绍仪早在花旗国的时候，就对此事非常重视，而来到花旗国以后，更是用心做了很多相关的调查。
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些黛青劳工充满了同情，更以此为黛青的国耻。
相比劳工被拐、被卖，被奴役，他觉得最大的痛苦和最切身的耻辱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黛青朝廷和外交部门居然毫无有效作为。
一个国家。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四万万国人的泱泱大帝国，居然眼看着自己的子民被人家拐卖为奴，却不能做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就不仅仅是奴工之苦之耻了，更是整个黛青的举国之苦，举国之耻。
当然，达到唐绍仪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尤其是那些幼童们。
虽说幼童们之中几乎没有什么达官显贵人家，但是也绝对没有底层门户，其中都是小康中产。他们之中，并不缺少与海外国家有所了解或者有所接触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劳工是一个从来不会想到的阶层，根本与他们无关。
他们所想的，是掌握西学，达到朝廷所要求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水平，然后回国报效，大受重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进入官绅阶层，实现自己和家族的“改换门庭”。
可是唐绍仪，便就与他们不一样。
花旗国的黛青劳工问题，他已经默默的研究了五年了。所接触到的，了解到的黛青劳工，早就不下一百了。
虽然对于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没有好的办法，但是提出改善的方案，那还是胸有成竹的。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仅仅这样提交任务的话，就太没有挑战性了。
所以他自己在考虑给这个任务加加码。
一举解决黛青劳工处境问题！
想到自己一介书生，居然可以拯救数万黛青劳工的苦境，更解决了困扰黛青-花旗两个国家外交部门多年的难题，唐绍仪心里快乐由然而生。
他现在思考的，就是怎么做到用一个月时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肯定是要提的，而且要完美无瑕，否则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实践调查接触方面，绝对不能简单的止步于调查接触，而是要直接改变处境，要带动黛青劳工整个群体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想一想就刺激。
“哈哈哈哈”想到得意之处，唐绍仪甚至高兴的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此刻，生活在花旗国的数万黛青劳工，根本想不到，改变他们命运的历史时刻已经到了。
而提出设计这一任务的，其实正是吴子登。
按照奕譓的意思，大家有什么难题，只管提出来，一者用以考验这些留学幼童，二者，就算他们提不出好的方案，至少也可以给大家以后办事提供好的创意和想法。
而吴子登，自从来到花旗国之后，就目睹了黛青劳工的艰难处境，也帮着陈立秋想过不少办法，做过不少努力，但是效果却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的题目。
最关键的难点就在于，黛青劳工本身的素质就非常低下，干不了什么高级活儿。而来到花旗国的这些劳工，其实在本国也都是一些失地失业极端穷苦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把他们再送回黛青。好在这些人确实足够吃苦耐劳，对于自己的处境，还能忍受得住，也不至于生出什么大的乱子。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危机。
自从太平光明国被剿灭之后，就有很多太平光明国的残余分子，远渡重洋，来到花旗大陆。这些人不同于那些被拐带来的人，他们有极强的组织性和战斗经验，平时抱团，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能引发事端。
好在，这些人一般都集中在南花旗洲，而不在花旗国所处，北花旗洲。
但是，因为通过整个实践考核需要十一分，所以一个顶级任务还是不够的。
唐绍仪很幸福的另外又抽了两个，一个是“义”，另一个是“信”。
“义”科的任务是搜集南花旗洲的太平光明国残余分子的相关情报。
“智”科的任务则是设计一个当前最先进的工厂。
这两个题目的出题人一个是陈立秋，另一个则是奕譓。
作为黛青驻花旗国的大使，陈立秋已经察觉到了一些太平光明国残余分子在南花旗洲活动的情况。他觉得这是一个危机，所以当然想要排除。但是又恐怕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处理不好的话不仅不能排除反而可能会激活危机，把问题扩大国际化。
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当作任务给提出来了。
至于奕譓提出设计工厂的题目，原因就简单得多了。
他答应过送儿子两个工厂的。
总而言之，调查团基本上把各种让他们觉得难办的问题，都掏出来给这些留学幼童们用上了。
这是为了检测出幼童们是否有“不合礼仪，放荡淫逸”之类的行为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此时的奕譓以及黛青朝廷根本不在乎这些留洋的孩子们是否有这些风纪操行方面的问题，即或有问题，也该是具体主管老师负责就地处理的。朝廷根本没因为孩子们“西化”而将其撤回的想法。
现在调查团真正所要调查清楚的，当然也是朝廷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孩子们是否有真正处理事务的能力，尤其是是否有打破黛青旧有思维的创新能力。
只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即或他是一个纯粹的洋人，用之又有何妨？
如果没有这些能力，那么能把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的书虫，黛青国内有的是，又何必不远数千里，花费钜金，来花旗国学习？
而具体提出这种考核方法的，不是别人，正是载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