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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过年都差不多,请人吃饭,自己家过年,守岁,吃饺子,拜年,然后觉得年就过去了。

因为没处可去,所有每天窝在家里,那就干活吧。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基础的活计:年前抓时间磨碎的粪肥,开水往地里送,隔一两米堆成一小堆,种地的时候,做底肥。

有了驴车,方便快捷很多,送了粪肥,回来的路上还可以顺便拾粪回来,放到猪圈里沤一沤,种地之前挖出来,弄碎了今年就可以用得上。

家里地多,需要的粪肥就多,如果少了,底肥不够,就会影响农作物生长,自然也会影响收成的。

因此有很多人家里没事儿了,就会背着粪筐,到处拾粪,有的人是沿着马路来回走着拾,有人会沿着乡间的土路拾,一年四季都可以拾到粪的。

过年的时候,父亲看到小叔叔了,两个人说起挣钱的事情,于是父亲也动心想让姐姐去饭店工作,于是他带着姐姐春节的时候去了县城的二堂伯家,二大娘答应让姐姐也去小叔叔所在的饭店,具体做厨房还是服务员得饭店的人定,父亲同意了。

于是,姐姐开始了她外出工作的生活,在饭店工作,管吃管住,没有假期,不过有事儿的时候可以请假,所以姐姐很少回来。

姐姐去工作了,家里的少了个劳力,事情无形之中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去地里干活的多,回到家里喂猪、喂驴、喂鸡,做饭,挑水,洗衣,时间就少了;也是这一年,我也承担起了去井台挑水的劳作,间接的说明,我长大了,也是个大人了。

这一年,我14岁,姐姐19岁,小妹6岁,父亲43岁,母亲41岁。

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开学了,进入了初二的后半学期,家里虽然有自行车,我也学会了骑车,但是上下学依然是走路的。因为姐姐不用自行车后,父亲开始用自行车外出。

这两年,村里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家多了起来,外出做个零散的小买卖的人也多了起来。

堂爷爷家的大堂叔,春节前去远处的地方,找书店和印刷厂去买过期的挂历,都是过时的店里卖不了作废的那种,用自行车驮回来,去周边集市上赶集去卖,堂婶婶和他两个人,集市两头一边一个,大声的喊着卖挂历,因为太冷,手脚都生了冻疮;嗓子也是哑的,跟我差不多大的堂弟带着跟我小妹一样大的妹妹在家,偶尔才去爷爷奶奶家吃饭。

堂叔和堂婶是很能干也很要强的人,他家的房子和小叔叔的房子以及堂爷爷的房子连起来,在主街的南面,刚好和我三叔以及继奶奶对门住,只不过两家不怎么来往。

今年种地的时候,是三叔家、我家、还有母亲一个亲戚家一起合起来的种的,每家都是两夫妻带着个几岁的孩子。只不过今年自己家的驴,用起来比较方便,也不用着急,活做的细致些。

二叔家的地,是大平、二青、三星他们跟他们的亲叔叔合伙种的,那家的老太太对三个孙子都很好,连带着对我小弟也亲,因此小弟也跟着三个哥哥称呼对方娘俩为“叔叔、奶奶”,听着比喊我们的四叔亲密多了。

种完了地,地里的人又不多了,好在是庄稼还没长起来,我们女生上下学走路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不用担心冷不丁的冒出一个人来。

开学后我们的各科课程,按部就班的讲着、学着、做着作业。

但是种地期间,几乎都不按课表进行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附近的村里,家里都是有地需要种地的,因此有时间很有可能半天都是语文,或者代数加几何,甚至半天的时候都是物理,副科是没有这个“待遇”的,但是副科之间的调课是可以的。

也就是这次调课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今年春节后,我跟二叔申请,调到了跟邹玉玲挨着坐,就是往前调了两排,理由是我看黑板比较费劲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近视,只是觉得看黑板比较模糊。

我跟邹玉玲挨着后,学习进步是有的,尤其语文和代数,我能向她请教的比较多,不过她也会向我问问题,但是副作用是,不太重视的科目上课的时候,容易说小话,走神;有的老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老师则是很严肃的对待。

那位教音乐也教历史的刘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的“歌唱水平”应该低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的,邹玉玲还好,嗓音条件不错,唱歌也在调上,但是偶尔我们俩会说话,他就在课上“点”过我们俩,只不过没太在意,或许只是我没太在意。

后来有一次上历史课,班长喊了起立,我们都站起来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孙永荣昂首挺胸的站在门口,冲老师喊“报告”!我们看到老师扭头瞪着她,都有三四五秒了,才回她一句“进来”!声音很大,貌似能听到不高兴。

孙永荣有些地方跟我很相似,神经是很大条的那种,听到老师喊“进来”就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也就是我们的前面。

我偷偷的跟邹玉玲说,“你看孙永荣昂首挺胸的样子,好像个解放军战士!”然后我们俩就笑了。

刘老师看了我们俩一眼,我发誓真是一眼,就喊“坐下”!

我们听到之后,都知道他生气了,而且是很生气的样子,他以前不高兴,都是拉着脸,如果是音乐课,就说“你们上自习吧。”然后坐在讲桌旁边,看着教室外面。

如果是历史课,就脸拉着讲40分钟,不过这次看着很严重。

我们坐下了,就低下了头,我敢说不是我们俩低头了,我看到好几个都低头了,我旁边的、我前面的、我前面旁边的。

刘老师喊人起来回答问题,先喊的一个刘为民,回答上来了,他的脸色缓和 一点。

紧接着刘老师喊邹玉玲,那个问题是“蒋介石是如何抗日的。”邹玉玲想了想,跟老师说“老师,我没背,不会。”

刘老师没让她坐,就喊我“邹红艳,你来回答。”我其实是能讲几点的,我说过我对历史还凑合,但是不喜欢背人名和时间,但是邹玉玲都说不会了,她还是历史课代表,我若回答上了,这不是打脸吗?

于是我很“英勇”的回答“老师,我也不会。”刘老师立刻眼睛就瞪大了,然后就在讲桌前,滔滔不绝的讲蒋介石是如何抗日的。

我们俩就那样站着,听了五分钟,这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刘老师如下的话,“我知道你们有人仗着你们班主任(我二叔)、代数老师、物理老师都是一庄的,就在这里跟蒋介石一样,他消极抗日你们就消极抵抗我!”然后扭头就出了教室,刘老师回了办公室。

我们俩站了好久,后来周围的同学都说“坐下吧,反正老师也不会来了。”才悻悻然的坐下了,一节课,什么都没做,就呆呆的坐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