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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提前发了课本,增加了英语、化学、生物,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变成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

物理、代数、几何都留了作业,二叔没有留语文的作业,也没留作文题,这个暑假,二堂哥升高一了,还是在一中,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不过听他说也有被放到别的学校去的人。

邹树平和邹亮都升了高二,他们都忙了起来了。

大堂哥说他到二年级了,逗得我笑哈哈的,我问他也不是小学,干嘛还二年级,他说是从头排的啊;然后跟我一起写作业,他作业居然是阿拉伯数字1-0的书写,我跟他说这谁还不会写啊,我真的给他写了,他说我写的不错,比他们好几个同学写的都好。

大堂哥在班里是团支书,还让我在初三赶紧提出来入团,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还要交钱,多浪费啊,逗得他又笑我。

这一年,他姐姐、我们喊三堂姐,结婚了,姐夫也是粮食局的顶工的一个人,三大娘不太满意,可是三堂姐喜欢,而且人家也不在家,三大娘没管住。

这个暑假,下地薅草的时候,妹妹已经跟我们一样干活了,以前都是陪着玩的,现在也要干活了。

父亲安慰她,“三丫,老闺女,你看看,你二姐一次看三垄花生,我呢,看五垄花生,你可以一次看一垄啊,你看三次,就跟你二姐看一样多了。这样嗯,我们就可以少看三垄。”

妹妹被忽悠着,跟我们一样,两腿骑在花生秧子的两侧,看着地里有没有草,然后一点点的往前挪。

跟着干了半天,妹妹的腿就弯不下去了,到了家跟母亲说再也不跟我们下地了,母亲搂着她安慰她,“你干一点,姐姐和你爸就可以少干一点,帮帮他们啊。”

等再下地的时候,她又被哄着跟着去干活了。

今年姐姐不在家去工作了,冰棍没人卖了,怎么办?父亲开始跟着别的人一起干。

依然是每天两百多里地,每天在各个村镇走街串巷,说不累是假的。

有一次,父亲白天有事儿,说就不进货了,我在旁边听了,自告奋勇,“爸,你去进货,到家了我去卖啊。”

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我还不太会骑车,刚学会时间不久,平时也就是别人都不骑了,我才可以在我们街上练习练习;尤其我家那个自行车后闸是脚闸的,没有倒链,后座上驮个箱子,他们怕我摔了,但是没禁住我的坚持,父亲就同意了。

凌晨两点多,他跟人去南面那个县城进货,回来后去做别的,我则骑着车去北面矿区那边去卖。

父亲请姐姐的一个伙伴带着我,到了村里后,我可以自己卖,只需要她告诉我怎么走就可以了。

我的第一次骑车,第一次卖冰棍,刚开始真的喊不出,见到人不敢说话,还是有人问我,“是卖冰棍的吗?过来!”我赶紧颠颠的推着自行车跑过去,问人家买多少,然后给人家冰棍,然后找钱。

那人还说我,“小丫头,你不喊,谁知道你是卖冰棍的?快喊吧,没人笑话你啊。”说完,自己还喊几声,“这有个卖冰棍的?有吃的买来啊。”

我笑笑,才开始喊,第一声很小,后来就开始大声了。

我在那个村里转悠了好久,有人还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姐姐也卖冰棍?”

我不说话,就看着她,“哦,没事儿,就是好久没看到她来了,我看你们长得像,车子也是一样的,冰棍箱子也是。”

然后我跟那个人说“我姐姐去做别的了,我来卖冰棍。”

“你才多大,太小了,多累啊。”最后还喊我去她家吃饭,我摇摇头走了。

我卖到了下午三点多才卖完,然后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不知道路,还是找人问的,才找到正确的方向。

其实很好找,那个村的东面的马路,就是我们村西的那一条。

回家了,我也很开心的跟母亲和小妹一起数钱,算着我挣了多少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甚至想着这个暑假我都要去卖冰棍呢。

可是后来,父亲有空了,就不让我去了,她说我一个小丫头,太危险了。

然后我就在家,跟着母亲干活,或者带着小妹打草。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和小妹一起给猪和驴去打草,我们俩东摸摸,西碰碰,后来看着天黑了,就没去,母亲也没急赤白脸的让我们非去不可。

可是,等父亲卖完冰棍回来之后,发现我们俩没人去打草,父亲特别生气,就开始批评我们俩。

我解释说我写作业了,父亲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开始数落妹妹,妹妹说二姐不去,我也没去。

这下子父亲就气的不得了,叨叨好久,最后一句是:晚上不要吃饭了!

那会儿已经傍晚了,母亲做饭,我喂猪,顺便给驴一点前天剩下的半干的草,还喂了水,父亲在外面跟人聊天。

等着要吃饭了,我们把饭桌已经放到了后街门口,饭菜都放好了,开始喊小妹,以为她去二叔家了,我过去一看,没有。

坏了,母亲说是不是一直没看到她?

对的,从父亲骂完她,就没看到她了,母亲想着着小丫头不知道去哪里了,赶紧找吧。

我们三口、大平哥、二青哥、三星我们一群人都出去找,还一边走一边喊,我都出了哭音了,天都那么黑了,她还那么小,能去哪里呢?

我们在附近找了四五排房子的胡同和前后街,都没有,然后再出去,远一点找,那会儿我的腿都软了,生怕她被怎样怎样了,

等我们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坐在后门口的小板凳上了,二青哥他们又开始往回喊人。

母亲回来一问,二婶跟我们说完了,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小妹根本没走远,就在对面邻居家的墙边站着了,因为穿的洗的发白的衣服,大家都没看出来;还是小弟跟二婶婶问,“妈,你看那个墙上,有个黑黑的头。”

二婶婶胆子也大,“老四,你去看看是啥?”小弟颠颠的走过去,趴那儿一看,“妈,是我三姐!”

小弟拉着小妹的手,俩人走到饭桌旁。

好家伙,她就那么看着我们一群人来来回回的喊她,她都不吭声。真是天啦撸的。

从那天开始,父亲再也没“督促”过我俩去地里割草,不过我们还是会隔一天去给驴割草的。

即使现在我们说起这件事儿,还是笑的不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