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顺治十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湖北南明知府郭子治以及知州刘亢等一干人等居然率领着当地的士绅百姓前来投降！这可把洪承畴给乐坏了呀，他心里那个美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觉得这实在是太棒太妙啦！因为这不单单意味着己方又增添了一名子民，更重要的是让敌方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援手呢！
而且啊，由于巫夔一带的耕地已经荒废许久，早就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如此一来，敌军在外便没了物资可供依托，他们想要有所行动自然也就困难重重，处处都会受到诸多阻碍。显而易见，清军与南明围绕着“外地”展开的这场激烈争斗，恰恰就是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时清军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所在。通过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同时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如此这般就能为后续顺利转入进攻阶段筑牢坚实的军事根基喽。
顺治十二年四月，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此时，身为巡抚的胡全才正踌躇满志地大力推行着一项重要的招抚政策。这项政策犹如一把利剑，直指南明的要害之处。
在清风寨口路，有一支由益国公郝永忠（即李自成余部的郝摇旗）部下总兵谢宗孔所率领的队伍负责守卫。然而，面对胡全才抛出的诱人橄榄枝，谢宗孔最终心动了。于是，他带领自己的人马向清军投降。当这支曾经抗清多年的队伍放下武器时，整个局势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于这些投降的士兵们，胡全才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其中一部分人被编入了清军的阵营，成为了清朝军队中的一员；而另一部分则获得了通行证明，得以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这种灵活且人性化的安排，不仅有效地瓦解并削弱了南明的武装力量，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清军自身的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成功的招抚行动，清军得以将南明的武装力量逐个击破。原本紧密相连、互为犄角之势的南明势力，如今因为内部的分裂而变得脆弱不堪。这一招可谓是一箭双雕，令清军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上风。
与此同时，位于长沙的幕府也积极开展着一系列的招抚活动。这些活动如同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为清军即将展开的军事进攻扫除了诸多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步步为营，先是逐步消灭了那些与云贵地区抗清武装相互呼应的湖北山寨武装。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将目光转向了广东、广西等地的苗瑶武装以及抗清基地。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巧妙的战略部署，清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
在顺治十二年和十三年期间，位于湖北蕲黄地区的山寨武装以及地处湘粤赣交界处的苗民武装，皆遭遇了来自朝廷的分化策略，并逐步走向瓦解，最终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在郧襄一带活跃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承受了沉重且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湘东南区域曾经声势浩大的“红头军”，亦逐渐被剿灭殆尽。这些接二连三的挫败，使得抗清武装所拥有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创，其社会根基更是被严重动摇与削弱。
第三、还致南明武装的军心陷入涣散状态。以长沙幕府的一系列举措为例，它们可谓是“既能充当招抚的典范，又可成功打散贼心”。要知道，洪承畴的图谋远不止于单纯地削减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那么简单，更为关键的是，他企图借助招抚手段达成“打散贼心”的目的，致使敌方阵营内部产生政治分歧与裂痕。
要说这洪氏战略思想啊，如果抛弃立场不谈，其精华之处当真令人拍案叫绝！且说那朱应升，乃是江宁上元人士。想当年，他于崇祯十二年高中举人，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时过境迁，明朝覆灭，满清入关之后，他便投身仕途，先是在颍州担任学官一职，而后又辗转成为巡按御史。待到顺治十年之时，更是调任至宝庆府出任推官之位。
在此期间，朱应升为了能招揽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并抚慰那些历经战火摧残而残存下来的民众，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顺治十三年的时候，仅仅因为岁贡芽茶延误了些许时日，他竟遭致了解职这般厄运。
不过，这朱应升倒也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解职后的他转而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从事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分化与瓦解南明军队。他怀着一颗“真心实意”的心前去招安劝降，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成功地说服了孙可望的部将姜春生、姜和生，还有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以及道员孙应赓等一众将领前来归降。
要知道，这一连串的投降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凭借着血缘、乡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牵连，如同顺着藤蔓便能摸到瓜果一般自然而然地引发而出。如此一来，对于原本顽强抵抗清军的队伍而言，其破坏力无疑是极为巨大的。这些投降之人不仅带走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更使得南明军队内部人心惶惶、士气低落，从而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衰败与灭亡。
因此，洪承畴对于朱应升所具备的非凡才能视若珍宝，特意发出正式的公文将其召唤至军前，期望他能够为自己效犬马之劳。而朱应升也确实不负众望，来到洪承畴的幕府之后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智谋与策略能力，每一次献计献策都堪称精妙绝伦、恰到好处，总能切中要害地解决各种难题。
洪承畴对朱应升所提出的建议极为重视，几乎言听计从。曾有一日夜晚，一匹快马疾驰而来，带来了敌军入侵边境的紧急情报。就在众人皆惊慌失措之时，朱应升却冷静地分析道：“若是敌军击鼓鸣号、整齐列队而来，则必是有备而来，意在侵犯我方；但如今他们悄无声息、毫无章法地逼近，想必是其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并非真心来袭。”待到黎明破晓时分，事实果真如朱应升所料，原来是孙可望的军队发生内乱导致全面崩溃，这支残兵败将来此投降。于是，众人赶忙前往经略处打开城门迎接投降的队伍。此事过后，人们纷纷对朱应升的神机妙算赞叹不已，甚至赞誉他为军中的诸葛亮。
话说当初洪承畴刚刚在长沙设立官署的时候，整个湖南地区可谓满目疮痍，犹如一片废墟。城市已经化为了一堆堆的瓦砾，景象惨不忍睹。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洪承畴及其幕僚们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首先便是积极招安那些流离失所的民众，同时安抚士兵们的情绪。经过一番努力，士兵和平民们才逐渐聚集在一起，重新形成一股力量。接下来，洪承畴等人所要着手处理的头等大事，便是召集四散的百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让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湖南这片广袤的土地，历经明清之间那激烈而残酷的战火洗礼后，各郡县遭受重创，人口锐减，户口数量竟近乎减少了一半之多！顺治十一年时，那位心怀悲悯的知县傅继，一心想要招安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然而最终寻到的却只有区区 1200 名老弱妇孺。
与此同时，桂东县新上任的知县汪震元，甫一到任便马不停蹄地展开招安流亡百姓的工作。令人痛心的是，整个县城仅余下何时济、李青等可怜的 63 户人家。面对如此惨状，众人皆感慨道：“唯有悉心安抚，给予百姓喘息之机以休养生息，方能使得这人烟稀少之地渐渐恢复往日的繁荣与生机啊！”
对于清军而言，若想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牢牢站稳脚跟，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恢复当地的经济。于是乎，长沙幕府率先行动起来，积极推行屯田政策，并开征所谓的“洪饷”，其功绩着实不可小觑。
回溯往昔，早在明朝时期，屯田已然成为一项既定的制度。其中既有由卫所组织实施的军屯，亦不乏通过移民进行开垦的民屯。而洪承畴这位睿智之士，则巧妙地将这些既有的制度加以灵活运用。他虚心听取幕僚们的良策建言，毅然决定于湖广军前大力推广屯田之举，更将此视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关键手段之一。就这样，湖广地区的屯田活动融入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运动之中。
初至长沙之时，洪承畴目睹当地赋税繁重，土地荒芜之景，心中便萌生出一个想法：派人前去屯田。为此，官府不仅提供耕牛与种子，还承诺每年收取一定量的粮食作为回报，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如此一来，最终竟然成功地增加了十余万的赋税收入，而且并未让百姓遭受丝毫损失。
要知道，在清初那会儿，湖南地区可谓是历经沧桑，反反复复地遭受着战火的摧残，致使其经济日益衰败。众多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生产活动近乎停滞不前。而此时屯田所带来的收入，恰好能够有效地填补军需之缺，这无疑成为了洪承畴大力推行屯田政策的强大动力。
直至顺治十六年，洪承畴仍对此事记忆犹新，他曾提及道：“自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湖南的屯田之举、江西的折米之策，再加上我军前方的盐利以及木材贸易所产生的利息等，皆可为军需提供有力支援。对于各项卓有成效的相关文件，我均一同督促制作完成。”在此之中，或许存在着直接调遣军前将士前往屯田的可能性。
后来，当洪承畴负责经略西南之际，他更是在自己所能掌控的区域内增加了田赋，此即所谓的“洪饷”，亦称九厘银。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至于说这“洪饷”啊，它其实就是明朝末年加派的三饷之一，即辽饷，后来被清朝政府继承下来，并加以调整和改革。由于其名与明朝末年的辽饷相同，因此又称为“洪饷”。而“九厘饷银”则是在原来的“洪饷”基础上，每田一亩加征一分四厘银子，其中九厘银子用于军饷开支，另外五厘银子用于驿站等费用。
“洪饷”开始征收的时间呀，各地都不太一样呢。湖北呢，是顺治九年就开始啦。湖南呢，则是按照清廷实际有效统治的先后顺序来的，宁乡是顺治十一年，大多数地方是十二年，像衡阳、清泉、耒阳、安仁这些地方都是哦。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也就是民赋、更名、屯卫里，“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和更名里都有收哦，和杂课这些都是“按亩摊征，分部起解”的。
“九厘饷银”在不同地区的征收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湖南长沙府，“九厘饷银”不仅包括了“洪饷”中的九厘银子，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杂项税收，如牙税、契税等。同时，“九厘饷银”的征收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农民，还包括了地主、商人等各种社会阶层。总的来说，“九厘饷银”的征收虽然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但也为满清朝廷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
在顺治十四年时，满清朝廷将九厘银纳入正赋的范畴，并将其写入《赋役全书》，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征收。这意味着明朝时期的一项税收政策被延续下来并成为清朝的正式赋税项目。
为了确保粮食和军饷能够快速且及时地运往前线，洪承畴下足了功夫。据史料记载，他下令建造了八百多艘官船用于运输。曾经担任过长沙知府，后来转任常德通判的张道澄，仅在顺治十二年一年间就在永州建造了三百只扒杆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