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五年，大明的天下正沉浸在一片蓬勃向上的气象之中。成祖朱棣以其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让这大明的山河愈发稳固，百姓的生活也渐趋安稳富足。京城之中，街巷繁华，商旅云集，处处透着盛世之象。而在这一片祥和背后，文化的传承与汇聚，亦成了朝廷极为看重之事，欲要将古往今来的诸多典籍、学识汇聚一处，编撰成册，以彰显大明的文化昌盛，也为后世留下无尽的智慧宝藏。
《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七月丙子，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由此可见，成祖朱棣对于编撰《永乐大典》这一宏大工程早有谋划，立意深远，期望能将天下各类书籍中的知识尽皆收录，便于查阅，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壮举，而解缙，作为这一工程的主持者之一，肩负着极为重大的使命，也为围绕“1407年 《永乐大典》编纂进展 我是解缙”的故事搭建起了基于史实的框架，让那段满是艰辛与智慧、关乎文化传承的历史有了清晰可寻的脉络。
我便是那解缙，字大绅，生得面容清瘦，却透着一股儒雅之气，双目炯炯有神，仿佛藏着无尽的学识与才情。自幼便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对那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皆有涉猎，且颇有自己的见解，年纪轻轻便入朝为官，凭借着自己的才学，颇受圣上青睐。我为人耿直，心中有话便不吐不快，虽深知这性子在官场中或会招来祸端，可就是改不了，只想着凭借自己的满腹经纶，为这大明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绩来。
这《永乐大典》的编撰工程，自永乐元年圣上提出设想后，便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了。我召集了诸多翰林学士、文人墨客，在京城的文渊阁中开始了这浩繁的工作。文渊阁内，书架林立，各类书籍堆积如山，众人每日便穿梭其间，翻阅、摘抄、分类，忙得不可开交。
起初，进展还算顺遂，众人皆是满怀热忱，想着能参与这等伟大的文化工程，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我将众人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负责收集经部的书籍资料，有的专注于史部，还有的涉猎子集等各类杂学，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我时常在各个小组间巡查，看着那一本本珍贵的典籍被翻开，学者们认真地记录着其中的内容，心中满是欣慰，想着若是这《永乐大典》编成，那可真是功在千秋啊。
一日，我正在查看经部小组的编撰情况，那负责的刘学士过来，一脸愁容地说道：“解大人，这经部的书籍实在是繁多，且各家注解各异，咱们该以何种标准来选取收录啊，若是都收录，篇幅怕是太过冗长，可若有取舍，又怕遗漏了重要的见解，这可如何是好呀？”
我听了，微微皱眉，思索片刻后说道：“刘学士，此事确是棘手，然圣上既要求咱们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那便尽量多收录些，只要是有价值的注解，皆可录入，莫要怕篇幅长，咱们这是在为后世留存文化火种呀。”
刘学士听了，点点头，说道：“大人所言极是，只是这工作量着实太大了，还望大人多给些时日才好。”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无妨，这工程本就浩大，急不得，只要大家用心去做，总能完成的，你等若有难处，尽可与我言说。”
在这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毕竟这众多文人聚在一起，难免会有意见不合之时，有时为了一个词条的收录、一种分类的方式，便能争论上半日。
有一回，史部的两位学士，张大人和李大人，就因为对于历史事件的编排顺序起了争执。张大人觉得应当按照朝代先后顺序来排列，这样条理清晰，便于查阅；而李大人则认为应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来编排，将影响深远的大事置于前列，更能凸显重点。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周围的人劝都劝不住。我听闻此事后，赶忙过去调解。
我笑着说道：“二位大人莫要争了，且听我一言。二位的想法皆有道理，然这《永乐大典》旨在全面收录，方便众人考索，那不妨咱们双管齐下，既按照朝代顺序罗列各朝之事，又在每个朝代之中，将重要事件着重标注，如此一来，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张大人和李大人听了我的话，思索片刻，觉得有理，便不再争执，各自去继续编撰之事了。
随着编撰工作的深入，书籍资料越积越多，那整理、校对的难度也愈发增大了。有时一个字词的错误，可能就得翻遍诸多书籍去查证，甚是耗费精力。
我自己也常常亲自参与到校对工作中去，日夜伏案，眼睛熬得通红，却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身边的侍从见我如此辛苦，便劝道：“大人，您这身子骨可禁不住这般折腾啊，这校对之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便是了，您且歇一歇呀。”
我摆摆手，说道：“此事关乎重大，我怎能放心交给他人，这一字一句皆可能影响后世之人对学问的理解，我得亲自把关才好。”
到了1407年，这《永乐大典》的编撰已然有了不小的进展，众多的类目已然初具规模，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可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难题，那便是纸张的供应问题。
这大典篇幅浩繁，所需纸张数量巨大，原本的供应渠道渐渐有些跟不上了。负责后勤的王管事跑来向我诉苦：“解大人，这纸张眼看就要不够用了，那造纸坊那边说是原料不足，一时半会儿也赶制不出这么多来，这可如何是好呀，工程若是因此耽搁了，咱们可担不起这责任啊。”
我心中一紧，深知这问题的严重性，当下便决定去那造纸坊看看情况。我带着几个随从，匆匆赶到了造纸坊，只见那坊内一片忙碌，可工人们脸上皆是愁容。
我叫来坊主，问道：“你这造纸坊为何供应不上纸张了？可不能误了《永乐大典》的编撰啊，这可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坊主无奈地说道：“大人，实在是无奈之举啊，这原料竹子、麻等近来收成不好，价格又涨得厉害，咱这成本太高，工人也有限，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我思索片刻，说道：“你且莫要着急，我回去便向朝廷禀报此事，争取多拨些银子来，你也尽快招募些工人，去周边多收购些原料，无论如何，得保证纸张的供应啊。”
坊主应了一声，我又赶忙回朝，向圣上禀明了纸张供应的难处，成祖听闻后，极为重视，当即下令拨出专款，还派人去协助造纸坊解决原料问题，这才让纸张的供应得以继续保障，《永乐大典》的编撰工程也能顺利推进下去。
除了这些事务上的难题，在这文渊阁中，也有着诸多趣事发生。
有一回，众人在忙碌了半日之后，稍作歇息，便聚在一起闲聊起来。那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赵学士，竟说起了笑话，他道：“我近日听闻一事，甚是有趣。说有一书生，读书读得糊涂了，走路都撞了树，还对着树作揖，说是拜见夫子呢，哈哈。”
众人听了，先是一愣，随后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倒让那紧张的编撰氛围轻松了不少，大家又能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乐大典》的规模越发宏大，内容也越发详尽，参与编撰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大家都齐心协力，盼着这一文化巨着能早日问世。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文化典籍编撰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情况，且与大明1407年《永乐大典》编纂进展这一经历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文化传承多依赖于修道院的修士们对宗教典籍的抄写、保存以及口口相传的教义阐释等。虽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对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进行记录整理，但规模极小，且缺乏像《永乐大典》这般官方组织、大规模汇聚各类知识的编撰工程，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与文化发展重点下典籍编撰的规模与组织形式差异，英国重宗教传承与民间零散记录，大明则重官方主导与全面知识汇聚。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宫廷以及教会对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会有一些文人对历史、文学作品等进行整理、创作，比如对骑士文学的汇编等，但多是侧重于文学艺术领域，且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涵盖各领域知识的大型编撰工程，与《永乐大典》那种欲将天下古今事物皆收录其中的宏大目标不同，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氛围与编撰理念的差异，法国重文学艺术展现与个体创作，大明则重全面知识整合与官方统筹。
在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其文化有着浓厚的伊斯兰特色，文化传承主要依靠清真寺中的学者、神职人员对《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的解读、宣讲以及对伊斯兰文化相关知识的传授。虽也有对历史、医学等方面知识的记录，但较为分散，没有类似《永乐大典》这样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知识编撰的举措，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文化发展模式下典籍编撰的集中程度差异，奥斯曼重宗教文化主导与知识分散记录，大明则重多元知识整合与官方统一编撰。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文化发展与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注重对航海、商业贸易规则等实用知识的记录、传承，也有一些文人对城市的历史、艺术等方面进行书写，但整体上更偏向于服务商业发展，编撰的书籍多是为了方便商人使用，不像《永乐大典》有着纯粹的文化传承与知识汇聚目的，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文化侧重点下典籍编撰的目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实用知识与服务商业，大明则重文化传承与知识整合。
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文化在当时有着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天文、医学、文学等方面有着诸多经典着作，不过这些着作多是由学者们各自独立创作、研究而成，缺乏像《永乐大典》这样由官方牵头，将众多领域知识系统性整合的工程，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文化发展方式下典籍编撰的整合性差异，阿拉伯重学者独立创作与领域深耕，大明则重跨领域整合与官方组织。
在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其文化传承主要依靠贵族、武士阶层以及寺庙中的僧侣等，对和歌、物语等文学形式以及佛教经典等进行传承、研习，也有一些文人对本国历史进行记录，但规模不大，且编撰方式相对传统、简单，与《永乐大典》那种大规模、采用先进分类编排等方式的编撰工程不同，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与编撰技术水平下典籍编撰的规模与技术差异，日本重传统文学历史传承与简单编撰，大明则重全面知识汇聚与科学编排。
在朝鲜李朝，其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习、传承，官方也会组织学者对历史、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整理、记录，编撰一些如史书、礼仪规范书籍等，但相较于《永乐大典》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稍显逊色，且更侧重于本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相关内容，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根基与编撰范围的差异，朝鲜重儒家文化传承与本国知识整理，大明则重古今中外知识汇聚与全面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