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听关锦璘如此来讲，不禁笑声呵呵，道：“欧美人古板那是知了名的，在下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领教过；其实美国人的古板是责任心的表现，国人应该学习才对！”
刘鹗说着振振精神道：“中国文化中的瑕疵就是投机取巧心理横行，投机取巧要是用在工程建设上可要断送千年基业！因此，我们效仿美国古板的责任心作风；敬佩他们的事业心！”
站立一旁的刘小枫点头哈腰道：“那是那是，小人一定把刘高参的话铭刻心灵中；融化在血液中！”
“油嘴滑舌是不是！”刘鹗把手指指刘小枫嗔怒道：“哪个让你铭刻心灵中融化血液中哪？只要你紧密配合美国人抓好工程质量，不可懈怠也就罢了！”
“那是那是！小人一定不折不扣地遵照刘高参的指示去办！”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刘鹗烦腻地凝视着刘小枫，呵斥一声道：“在下只是说说而已，不要拿鸡毛当令箭，只须依照职责行事即刻！”
刘小枫愣怔一旁不敢吭声了，关锦璘上前和谐道：“刘技术员不要惊慌，刘高参的意思是说你是技术人员，一定要把好工程质量这一关；高楼万丈平地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定得防止中国人投机取巧，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泛滥！”
刘鹗接上关锦璘的话振振词严道：“关将军没有说错，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也孕育了致命糟粕，譬如耍阴谋、搞诡计、投机取巧，由来已久，最典型的阴谋家恐怕要数司马懿！”
刘鹗扬扬手臂愤愤不平道：“司马懿凭阴谋诡计，投机取巧篡夺了曹魏江山；竖起一面害国、害民、还祖宗的血污碑牌！司马懿的那些不肖之辈很快闹了个天翻地覆引得五胡乱中华，从那以后中国再无大汉！更可恶的是，司马懿的投机取巧不禁贻害子孙，更毒害了国人的心灵；从此以后阴谋诡计甚嚣尘上，国人阴谋而沾沾自喜；此等坏风气要是用在飞机场建设之中，那真是贻害万年；多亏有美国大鼻子把关！”
刘鹗说着转向关锦璘道：“美国人对工程质量的高度负责，才使成都周围这些机场没出大的事故！”
刘鹗说着如数家珍道：“成都周边现在有好几座飞机场，譬如新津机场正在扩建；扩建后总面积将达亩，主要用于起降B-29大型轰炸机。
“还有广汉机场也是用于起降B-29大型轰炸机，美军飞往中国的第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就降落在广汉机场。
“彭山机场又名崇宁机场，也是用于起降B-29大型轰炸机。
“邛崃机场位于邛崃桑园镇，始建于1939年3月，还是用于起降B-29大型轰炸机。
“双流机场原名双桂寺军用机场，始建于1938年；现在改建为战斗机机场！
“凤凰山机场始建于1931年，也扩建成战斗机专用机场了！”
关锦璘听刘鹗一一介绍完毕，感慨不已道：“战时后方在容城一点不假，可美国的B-29大型轰炸机是不是有点牛皮；修建那么多飞机场供其起降！”
刘鹗扬声笑道：“B-29是史上最大的轰炸机，长度30.18米，翼展43.05米，高度8.46米，翼面面积161.27平方米，空载重量公斤，满载重量公斤，最高起飞重量公斤，乘员10人，最高速度一小时574公里，最大续航距离
5663公里，实用作战半径2574公里弹舱最大容量9072千克航空炸弹；如此强悍的空中巨无霸，自然需要高质量的降落机场啊！”
刘鹗侃侃而谈，关锦璘突然感到战争有升级的可能。
关锦璘这次在上海围剿大汉奸傅筱庵的施展官邸就有所感悟，觉得日本人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强硬背后自然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战争。
有意思的是，现在是1941年，蒋介石政府还没对日本公开宣战；如果从九一八算起，日本侵华战争整整打了10年；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公开对日本宣战，没有跟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是不是还有什么保留？
关锦璘的疑虑没有错，蒋委员长一直对日本人包邮幻想——通谈判让日本军队退出中国！
蒋委员长是多么的幼稚，全国的抗日形势如火如荼；民众是前赴后继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尽忠，他却希望魔鬼立地成佛。
这恐怕就是当时蒋介石政府不受民众拥戴的根本真谛——他是中国的委员长，把民众鼓动起来跟小鬼子干；他却依旧对豺狼保有不离不弃的幻想，说起来有多荒唐！
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从一成型就没有多少民众拥戴，要说得到民众拥戴的话，恐怕还是败退台湾。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似乎才认识到自己执政期间对全国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毕竟胜过老爸，在台湾搞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才得到那里的民众的拥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军压境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内导致东三省沦陷敌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也未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仅仅是将驻日大使召回。
关锦璘矗立在建筑中军用机场和刘鹗攀谈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国民政府还未向日方宣战，这其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
1937年7月8日，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即使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
因此，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
只不过1937年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
1937年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
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
1937年7月15日，王宠惠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重视，于1937年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
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事实上，哪怕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同胞30多万人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蒋介石依旧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应该说，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
英、法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
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美国人加大在成都周边部署军用机场，日本人在上海对租界越来越强硬的政策；是关锦璘都感觉到，日本和美国必有一战。
如果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对千孔百疮的中国战场无疑是一种缓释。
天不灭华哟！关锦璘有点兴奋地在心中喊了一声，把思绪拉回到眼前。
寻思成都郊区正在修建和已经启用的B-29大型轰炸机专用机场，是日美必有一战的前奏曲。
但现在还不能如此评价，只能说美国在成都郊区修筑军用机场；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人道主义支持。
美国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自然要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敌人；日本对美国宣战似乎为时不远。
可是日本弹丸小国敢跟军事强大的美国叫板吗，形势似乎还不明朗。
关锦璘心中想着，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刘鹗、王国伦一起分享。
刘鹗听关锦璘如此讲，忧心重重道：“美国之所以在成都郊区部署B-29大型轰炸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中国战场；中国的东南沿海海、陆、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B-29大型轰炸机只能先停落在印度；再从驼峰航线飞来印度，日本人要是跟美国开战；那就十二分的小人了！”
王国伦愤怒不已：“日本人小人得志咄咄逼人，正和美国开战就有好戏看！美国不是有原子弹吗？那可毁灭人类的武器，惹恼美国人给日本投上一两颗；够他们喝一壶的！”
王国伦说得津津乐道，刘鹗突然拍拍脑门道：“今天是不是星期天！”
关锦璘一怔，慌忙搭话道：“今日是星期天啊！怎么哪？”
刘鹗亟不可待道：“星期天少城公园有摹捐活动，在下得过去看看！”
关锦璘紧问一声：“什么募捐活动？”
刘鹗道：“为抗战前线的将士募捐钱财啊！”
关锦璘挥挥手臂义无反顾道：“我们也去参加募捐活动！”说着把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对随行的人员道：“大家在大后方都有工资收入，应该为成都市民的募捐活动添薪加灶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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