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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富豪,在享受着财富带来便捷和荣耀的同时,也意味着普通人所拥有的绝大多数快乐正在逐渐离李牧而去。

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在婚后,甚至是婚礼当晚,就会盘点一下他们这场秀到底为他们挣来了多少份子钱,李牧就没有这种快乐,对于李牧来说,挣再多的钱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自从骏马集团将总部从斯普林菲尔德搬迁至纽约,李牧就没有详细计算过他手中到底有多少钱,因为很难算得清,李牧的钱每一分钟都在增加,连增加的这部分都是普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挣到的。

当然新婚之夜这种东西对于李牧来说也是奢侈品,普通人在婚礼当天无论如何都会给小两口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拥有一个难忘的新婚之夜,这对于李牧和格洛莉娅来说同样不可能,毕竟宾客中有海斯、西尔维斯特,马丁内斯·席尔瓦等等这些拥有足够分量的重要人士,李牧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扔下。

实际上,几乎整个新婚之夜,李牧都在忙着和人喝茶聊天,根本没时间顾及到格洛莉娅。

李牧的婚宴同样是在克林顿城堡酒店举行,婚宴的主厨一共有八位,分别来自清帝国和法国,他们共同为所有宾客制作一场中西合璧的饕餮盛宴。

只可惜,作为婚礼的主人,李牧却没有时间品尝来自东西方顶级大厨的手艺,婚宴刚刚开始,李牧只来得及品尝了一道餐前甜点,就被人请进宴会厅旁的小会议室。

“祝贺你里姆,你终于完成了你人生中的重要仪式,从此开启一个崭新阶段,作为你的朋友,我为你感到由衷高兴。”在会议室里等待李牧的人是海斯,他和李牧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且并不方便让其他人知道。

“总统先生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这让我想起我们之间齐心协力的那段日子,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我们一起完成一件在其他人看来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提起海斯的成功当选,李牧至今依然很自豪,这也是李牧重生以来到目前为止令李牧感觉最具有成就感的事。

虽然就目前来说,貌似李牧和海斯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下去,但这并不能淡化李牧对那段时间的记忆。

“是啊,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海斯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有留恋,又有惋惜,同时还有一丝期盼,这些情绪都直接反映在他的语调上:“我得说,之前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或许我根本没有做好担任总统的准备,如果不是你,我根本无法成功当选。”

海斯终于说了句公道话,不管海斯有没有做好担任总统的准备,是否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如果没有李牧在幕后的运筹帷幄,还是确实走不到最后,甚至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

就像尤利西斯·格兰特一样。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我们要向前看,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利坚,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应该求同存异。”李牧现在也想开了,大家都没错,都在为各自代表的群体争取利益,当然方式还有待商榷。

李牧所代表的肯定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如果从深层次分析,李牧代表的是所有美籍华人的利益,这注定让李牧在考虑问题时不会站在全局的角度上,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牧所代表的利益是自私的。

海斯身为美国总统,代表的是全体美国的利益,全体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海斯考虑问题会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上分析,这和李牧的思维方式从出发点上就是有分歧的,所以海斯和李牧之间如果互不退让,矛盾只可能是越来越大。

当然,不管是李牧还是海斯,他们考虑问题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作为基础,李牧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保证骏马集团的利益,海斯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证明美国人民的选择没有错,所以李牧和海斯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不是不可调和的。

当然,这需要某人的让步作为催化剂。

很显然,在李牧所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面前,海斯即使是贵为美国总统,也只能无奈选择退让。

“没错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前提,理智的人都会这么做。”海斯非常认同李牧的说法,没办法,总理就是伟大:“以前在当州长时,我认为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统,如果是我在那个位置,我肯定能做得更好,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可笑,我现在才理解到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有多么的伟大。”

这个有点儿用词不当,尤利西斯·格兰特的所作所为,和“伟大”两个字绝对不沾边儿,尤其是在和他的前任林肯作比较的时候。

当然了,这一点李牧肯定不会说,在美洲银行最新发行的新一版美元上,五十美元的头像使用的就是尤利西斯·格兰特,一百美元上的是起草了《独立宣言》的富兰克林,至于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头像被印在五美元面值的钞票上。

这个安排肯定是有一定私人感情作祟的,如果按照任期内的成就排排坐,林肯的头像即使不用在百元大钞上,起码有资格竞争五十美元币值,至于尤利西斯·格兰特,恐怕一美元面值的钞票上也轮不到他。

海斯之所以不得不面对现实,和海斯这段时间的接连碰壁也有很大关系。

在成为总统之初,海斯就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进而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放在时下却有些不合时宜。

总统大选更换的只是总统,随之更换的或许还有总统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但这个更换并不是彻底更换的意思,海斯甚至都不可能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个遍,更不用提其他政府部门,哪怕是总统换了人,但那些部门不管是主事的还是跑腿的,还是之前尤里西斯·格兰特当政时的那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海斯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尤利西斯·格兰特当政时期的彻底否定,言外之意就是之前的美国政府既不高效,也不廉洁,在这种前提下,可想而知,海斯正在推行的各种改革,有多么的举步维艰。

担任总统还不到一年,海斯因为想民主党示好,几乎得罪了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时又因为要厘清税费,得罪了当初把他一手捧上台的资产阶级,现在则因为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得罪了所有政府雇员,而这些人原本应该是海斯的左膀右臂…

说起来在得罪人这方面,海斯绝对是人才,这家伙能活到现在确实是不容易,大概海斯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再不做点什么的话,大概他是无法平安度过这四年任期的。

“成长的标志就是学会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让,但那并不代表我们软弱,我们只是在寻找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李牧尽量选择委婉的方式提醒海斯,毕竟身为总统,海斯有自己的尊严,李牧要是话说的太重,恐怕结果会适得其反,那就和海斯犯了同样的错误。

客观上说,海斯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想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并没有错误,那都是一位总统应该做的事。

海斯错就错在操之过急上,站在海斯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应该更全面,选择方式也应该更谨慎,如果换一种方法,选择更加温和的方式,或许会取得更好效果。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糟。

“是的,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的确是有些太过激进,所以接下来我会换一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海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海斯勇于承认错误,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种性格很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西方政治就是这样,政治家不怕犯错,犯了错就要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要勇于承担错误,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样会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担当,才能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原谅。

反之,如果出现问题一味推诿责任,为了逃避责任甚至说谎,那就等于是犯了原则性错误,将错误直接上升到品格层面上,这对政治家的声望将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和东西方的传统思想有关,东方对于“父母官”要求极为严格,大禹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形象才符合东方人对于官员的定位,而西方普遍在这个问题上做法更加人性化,官员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错误,有时候出现污点反而并不是坏事,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只会让政客的形象看上去更加接地气,更加亲民。

如果从更深层次上分析,通过对错误的容忍程度,就能够看出东西方对于权力的态度,相对来说,东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得更加勇敢,而西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则是服从。

“我相信总统先生你一定可以的,实际上你的做法也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得到应有的理解。”李牧这句话真不是恭维,在原本的历史上,海斯在评价就远高于尤利西斯·格兰特。

相当于21世纪的美国,19世纪的美国是个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混乱也很正常,政府的廉洁程度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逐渐完善的,只要把蛋糕做得足够大,那么每个人分到的就肯定会更多。

“希望如此…”海斯的精神总算好了点,海斯也没指望能通过一次谈话就和李牧尽弃前嫌,到目前这种程度就够了,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还是刚刚离开,在门口等半天的西尔维斯特马上走进来。

照例又是一番恭喜,严顺给李牧倒上一杯红茶,给西尔维斯特倒上一杯产自古巴的朗姆酒,李牧和西尔维斯特的谈话就从朗姆酒开始。

“今年的甘蔗取得了大丰收,朗姆酒的产量比往年更高,但增加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所以里姆,我有一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圣地亚哥投资公司能帮助古巴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税务系统…”西尔维斯特从哈瓦那千里迢迢赶到纽约,肯定不仅仅只是为了参加李牧的婚礼这么简单。

古巴的种植园大部分都掌握在以李牧为首的大种植园主手中,李牧在古巴拥有的种植园现在已经超过160万英亩,从面积上来讲,肯定没有李牧在美国拥有的土地多,甚至没有在中部地区一个州拥有的土地多,但从单位效益上来讲,种植园给李牧带来了更多收入,毕竟种植园里种植的几乎全是经济作物。

虽然和美国一样都是“合众国”,但古巴合众国的税务部门,和美国的税务部门相比,很明显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西尔维斯特的话并不是指责以李牧为首的种植园主们偷税漏税,而是指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饱私囊,这是让西尔维斯特绝对无法接受的。

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实都一样,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们没钱,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才会滋生各种各样的腐败。

类似古巴合众国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那么想得到根本性改善非常困难,所以西尔维斯特才要求助于李牧,希望李牧能帮助西尔维斯特拿到应得的钱。

这种事在这个时代并非没有先例,清帝国海关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