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司自从成立之初，就垄断了大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除了东番岛之外的全部贸易，所得的利润自是极为可观。
也因此，到了崇祯三年七月的时候，只是短短半年多过去，吴惟华就撺掇着监事内臣高起潜，给皇帝写了密报，请求崇祯皇帝传谕南京户部尚书苏茂相和两广总督王之臣，允许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广州港，并且让南洋公司垄断与葡萄牙人在广州和濠镜澳的贸易。
荷兰人与大明朝的贸易地点，一开始是在澎湖，后来改为大员，也就是荷兰人所盘踞的东番岛南部地区。
现在，郑芝龙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郑芝龙却并没有退出大员地区，相反，他还在大员地区修筑了大员城，让自己的亲弟弟郑芝豹率军驻守此地，以免荷兰人再次从一鲲身岛上的热兰遮城渡海登陆。
而相应的是，作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的条件之一，崇祯皇帝同意荷兰人的商船在开海通商的广州港停靠，与南洋公司贸易。
因为垄断了与荷兰人在广州港的贸易，南洋公司获利巨大，吴惟华也好、高起潜也好，包括东厂出身的张祥，对于跟红毛夷人之间的通商充满了兴趣。
等到云集濠镜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广州港贸易的要求，吴惟华等人立刻就答应代为申请。
之前与濠镜澳葡萄牙人的贸易，更多的是走陆路。
如果可以直接让葡萄牙人的商船驶入广州港，那么载货量与贸易额都会大幅攀升，利润自然也就更多。
对于吴惟华、高起潜等人的想法，崇祯皇帝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属于内务府的内承运库，也就是属于崇祯皇帝自己的内帑。
至于原本广州等地做海贸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镜澳、满喇甲、热兰遮城、圣萨尔瓦多、圣洛伦佐甚至巴达维亚，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要么就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这个“二道贩子”经手贸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贸易，对于两广地区的许多海商们来说，当然意味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这样做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安全，没有太大的风险。
后世广州着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这样的中间商买卖，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税之后，仍然个个富可敌国。
这样的好事，崇祯皇帝当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从南洋公司的垄断贸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的张彝宪，也在七月末的时候，趁着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宝和公司向宫中进献宝物的契机，说动了周皇后向皇帝递了一句话，使得宝和公司顺利获得了在登州港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贸易的垄断权。
也就是说，来往登州港的荷兰商船与葡萄牙商船，只能与宝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获得宝和公司代理权的商行进行贸易。
这也正是吴惟华、高起潜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广州大获成功背后的特权。
这个张彝宪，在历史上曾以懂财计而知名，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经让他当了总理户部与工部事务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世，崇祯皇帝虽然没有那么重用张彝宪，但却也并没有像对待同为潜邸老人的徐应元、杜勋那样，找个机会将之处死，而是经过考察之后，还是渐渐地用了起来。
崇祯三年初，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从东厂日益庞大的势力之中拆分了出来，并让张彝宪主持了这项事务，同时也提拔他担任了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
宝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启皇帝时期的宝和三店，经过东厂连着几年来的抄家行动，除了大量的田产宅院变卖为银子直接纳入内承运库之外，宝和公司所拥有的各类商铺、店面、酒楼、作坊，以及珠宝字画、珍宝古玩等东西，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经过大半年的人事调整与统计核算，张彝宪从东厂接手的属于宝和公司的各种资产，几乎遍布原来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么大的家业，掌握在张彝宪这个掌事太监的手上，既让他振奋，又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
宝和公司不是别人的产业，而是皇家自己的产业，更是后宫之中两个皇后，即天启皇帝遗孀懿安皇后与当朝周皇后，以及几个妃嫔直接参与持有的产业。
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在广州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南洋公司垄断了。
而泉州、宁波、上海这几个地方，如今却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们的天下，知道轻重的张彝宪不敢轻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新开的通商口岸登州。
张彝宪通过皇后周氏表达出来的这个想法，被皇后说给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祯皇帝拍板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在这个时代完全放开大明朝民间海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来，先把这样的事情，垄断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不仅更加容易控制贸易的规模和种类，而且也与荷兰动因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型公司更对等，能使大明朝在贸易中不至于处在弱势地位。
今后，至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摸索之后，再选择逐步放开民间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自由贸易，这样做，会对大明朝的这一边更加有利。
说起来，还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大明朝南北的榷政使司，以及设在各个通商港口的市舶司官员们不放心。
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独有的物产，比如说茶叶的种植与生产，比如说瓷器的烧造，比如说各种特有的果树苗木动植物什么的，都是在中国商人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之中，被西方人带走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茶树了。
茶叶历来都是中国与西方殖民列强之间非常大宗的贸易物品，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茶树的种子和树苗被西方商人带走，最后在印度和非洲试种成功。
很快，中国的茶叶出口量，就急剧下降了。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皇帝并没有从开海通商入手缓和财政困局，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世，自从崇祯皇帝决定开海通商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会提前出现。
真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
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户部与南北榷政使司制定了严格的关税条例，以及禁止出口物品的清单，将川滇闽浙等地的茶种茶树，列入了严禁出口境外的名单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尽量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这两家如今在东方比较活跃的殖民列强之间的直接贸易，控制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
毕竟，像南洋公司、宝和公司、四大恒与东瀛公司之类的这些皇家贸易公司，通过内务府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他们在执行皇帝的意志的时候也更坚决。
所以，崇祯皇帝不仅授予了南洋公司在广州港以及濠镜澳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的贸易，而且也授予了宝和公司在登州港以同样的特权。
只是如今荷兰人、葡萄牙人的商船来往闽海海峡的时候，需要向郑芝龙旗下的澎湖市舶所缴纳高额的关税，所以北上登州港的荷兰商船、葡萄牙商船，眼下还比较罕见。
能够前来登州港贸易的，也只有少量本来来往于长崎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荷兰商船。
不过这些商船同样受到了载来稻米即减免关税的诱惑，从日本长崎带了一些稻米过来冲抵停靠交易的关税。
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却总比没有要好上一点，最起码登莱镇的粮食储备，却因此而在一直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