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操作的师傅们的心被收服下来了，接着就是刚报名的临时工。
“这一帮人就交给你了，政府只负责按原生产计划拨放工资总额，其它你看着办。”周副县长言犹未尽，说完这句话，拿眼瞪了瞪王进水几眼。
按原生产计划拨放工资总额是什么个意思？原生产计划中，三月份前的任务指的是招满120名正式工，完成五条生产线各试生产三批农药产品。现在，招到的一半多都是临时工。全部是新工人，正式工的工资很容易确定，二十四元标准工资每人，加上有毒有害补贴、餐补、洗理费等各种补贴，每月十二元，加班费等另计。临时工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原则上工资比正式工低6元月，补贴标准发放更是五花八门，总之，在正式工的基础上打个折扣就行，具体并没有统一规定。
“我们得问个清楚，要不，到了月底造工资的时候出错，可能会犯经济错误的。”冯珍会听了周副县长的话，不清楚到底该怎么样发放比较好。
“不能问，一问就不对了，我们按120名正式职工的总额向县政府领取，其它的我们作主。”王进水很干脆地回复。
“我看还是请示一下周副县长比较合适，他是本项目的第一负责人。”
冯珍会副厂长的年数当多了，力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心态很强烈，事事讲请示，时时讲汇报，一见有不清楚的地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导请示，希望由领导一五一十地面授机宜。
“我已经很明确地教诉你了，把工作做好，按时完成上级交代的生产任务，职工待遇上按原定的计划执行，完不成任务你自个把辞职报告交我办公桌上，还要我怎么说?”周副县长开始发火了，真的是榆木脑袋，这也听不懂。
只要工作做好，产量完成，能够成为一项政绩向上一级汇报，这是重点，工资差加上补贴，每个月每人差十元钱，六十个人也就多支出600元的总额，试生产期间产值虽然不高，也有二百多万元，这600元与二百多万元一对比，连根毛也算不上，周县长是想通过适当提高工人的待遇，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把任务完成，农药厂的环境差，不这么办到时留不了人，可这么办又与国家的政策有细小的冲突。大家尽在不言中，你把事给办好，我用另外的方式把待遇略提高些作为补偿，哑巴吃馄饨，心中有数即可，谁知碰到个死脑筋的。
冯珍会挨了一通骂，胀红着脸退出办公室。
“以水代料模拟投料明天就要开始了，临时工的工种怎么分，工资怎么给在正式投料前就得确定下来，我们就根据总额不变的原则先拿出个讨论草案吧，不然，下午周县长一回去，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王进水看着冯珍会还在想着如何把说辞理一理，再一次向周副县长请示的问题，心中感到好笑。
“这个问题我想是想过的，每个临时工签订合同，每个月拿出300元，合同期时间长的每个月多给2块，再根据工作的重要性，重要的多给几块，最好的临时工与正式工待遇一样，留下300元机动，在月底时给干得好的工人作作奖金，可这么干领导会同意吗？”不到一小时，冯珍会就把方案形成了文字，看样子，冯珍会的脑袋中并不缺主意，缺的是主心骨，胆子也太小了，多年副厂长的经历造成的。
“这是工作分配真的奇怪了，重活累活抢着干，轻活文字活拼命推。”宣利康、迎春岗、范东阳、徐正东等四名准备内退后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兴奋地议论着。
一般情况下，在工厂里，大家都是挑轻避重的，这里的临时工与原来的农药厂完全不一样，专门挑重避轻，是脑子有病呢还是风格高尚？
“不去管他什么原因，总之，我们以后有福啰，坐在椅子上当大爷，睁开眼睛作老猫，我的几个徒弟贼听话，叫拉料就拉料，叫拖地就拖地，从没半句的抱怨，我们只要吩咐几句，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干活。”范东阳得意地夸耀。
“我的也一样，你们看，洗压滤机的活多累，一块一块的滤板拆下来，一块一块的滤布得解开泡到纯碱水中，上次压过农药中间体，我在边上看着都嗅到浓浓的臭气，鼻子受不了，可这几个小年青没有一个说臭的，我还特意提醒了一句，你知道他们怎么个回复？他们说，最臭也没有干农活时挑大粪臭，现在干这个，每天能赚一块钱，他们可开心了，告诉我说，当年挑大粪时，生产队记工分，每天只相当于一毛八分钱，并且还得年底发。我们这里比生产队干活强太多了。”徐正东也特意地夸了几个徒弟几句。
这六十几个临时工都是农村来的，难得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加上与农活比，工厂的活相对轻松多了，自然的，感恩戴德地想要好好地表现一下自个。
“你们运气好，分到的是农村来的临时工，我的运气就不怎么样了，分到的多是城里来的，就懒得多了，叫谁谁不应，要不，我们交换几个？这样才公平嘛。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还是城里的娃子聪明，懒是懒了些，可记录什么的有人替我干，我不用去操这份的心，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看着吧，一个月内，能教会独立操作的可能就只有我的班组呢。”迎春岗评价着他们班组的二十多名成员。
以水代料的模拟试车开始了，班组的培训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培训不好，一个月后回不到省农药厂不讲，还会在考评上被记上一个不合格，这一点，对老工人们而言会成为人生的污点，谁也不希望个人得到这样一个评价，所以，授徒的态度十分认真。
到了第五天，投料前的那一天，宣利康、迎春岗、范东阳、徐正东等四名大组长开始忧心肿肿，事情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是一帮特别勤快的农民，但真的不是一帮合格的工人。我苦口婆心地教了他们整整五天，可是他们好象没有半点长进，每次教完后都回复我懂了，第二天问怎么做，全都忘得个干干净净。”宣利康的话引起了其它几个大组长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