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蒙人的治理绝不能认为中|央任命了听命的政|府首脑便能万事大吉了。要知道，蒙古族有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辉煌历史，有自己的精神图腾成吉思汗，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些构成民族国家的要素，它可是一个都不缺。后来它也是真的建立了一个国家。
即使在满清时代，蒙古族也是唯一一个在名义上与满族共同占据上层的民族。从满蒙八旗并驾与清王室历代皇帝均与蒙古和亲可知，蒙人的政治地位比之汉人在清政|府眼中要重要的多。
鉴于历史上的超然地位，蒙族特别是曾经深受好处的上层权贵对奉军的到来是先天抵触的，一般牧民虽然表现得很超脱，却也在心里有疙瘩。只要蒙古复国主义土壤存在一天，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情况下达成目标。虽然后世数不清的小民族历尽千辛万苦在名义上终于独立建国，但本质上却只能是“独”而不能“立”。
蒙古地大人稀，牧民四处迁徙随遇而安，管理起来非常困难。缺少识蒙语的拥护中|央集权的干部队伍，蒙古的未来仍像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定时炸|弹。
怎么办？说起来也很简单！
历史上无数外来民族在和汉族一起生活后，在长期的稳定的交往后形成了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像中国后来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经完全汉化了，为什么呢？仅有语言、没有文学导致缺少传承，同时习性改变而已。
与汉民一样、一道种田，吃相同的饭、说类似的话、一起接受教育、一起为国家效劳，也为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努力工作，这个时候，你出身于什么民族真的很重要么？在这个时候，民族就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只是记录着曾经的历史。所以孙逸仙的民族政策体现在蒙古族同胞身上的便是那句很出名的话：“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
张汉卿改革中的大农场、大牧场需要稳定的人员，如何改变千百年来草原上人们的烙在血液里的游牧习性是重点。
其实也简单。如果能够就近找到丰美的水草，鬼才愿意四处流浪呢。后世代牧民放弃蒙古包搬进舒适的高楼大厦不正是很好的例子吗？
而蒙古地广，建设数十、百、千、万个大牧场，足以容纳下绝大部分牧民。而随后在计划中兴建的厂矿企业，更是可以让很多人改牧为工。王树翰正按照张汉卿的构想，一步步实现这个计划。
关键是人员的管理，相当复杂。因为蒙古人没有姓，或者严格意义上讲，虽然有姓，却比较复杂。
算起来每个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姓氏，有的是以部落名为姓，有的以职业为姓，有以山川河流为姓等等。北元时期后，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蒙古人逐步弱化，此间，除漠北哈喇哈蒙古外，其他绝大多数的蒙古部落逐渐融入华夏文化。
在长期交往中，特别是到了清末，蒙古衙门衰败，蒙民转由汉衙门管理。在汉衙门的“要求”下，蒙古人将自己的姓氏中的某一个音节转译成一个汉字或已其他方法为自己“造”汉姓：比如蒙古族姓氏乞颜，可以有很多汉姓奇、齐、祁、钦、计、陈、秦等；纳古斯的汉姓为那；客烈亦惕的汉姓和、何等；孛尔只斤的汉姓有鲍、包、宝、博、罗、波、太、他等。
长期以来，蒙地对于蒙语名字和汉语名字的共用程度达到很高的比例，历史上很出名的嘎达梅林，就是取其先祖莫勒特图的“莫”字汉译音“孟”为姓，其汉名叫作孟青山。无论在蒙地谈到嘎达梅林或者孟青山，知道的人都不少。
这个仅限于政|府层面。普通牧民的生活并未因这种汉姓的出现而有多少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牧区，说着外人不懂的蒙古语，在部落生活的习惯下，只听命于各自的台吉，基本上与外界无缘。
不是种族歧视，实质上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果蒙古姓太长太复杂太难以记忆，将很难融入未来社会。想一想在汉译下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会给文字录入者带来多大的困扰，也严重影响效率。毕竟连传承了数千年的繁体字都进行了简化嘛。想一想书写或录入“弘吉喇惕”、“帖良古惕”、“呼和淖如得”，会不会有点头大？想一想未来身份证、信用卡、电话簿之类的现代化事物，登记起来容易吗？查询起来方便吗？交流起来可行吗？
使用汉字是一种必然，普及汉语成为必要。
不是张汉卿有大汉族主义，实际上如果中华子民绝大多数的人说的是另外一种民族语言、写得另外一种民族的字体，他都不排斥把后世的普通话概念转成那种民族的而不一定是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存在是方便交流，人家欧洲人还搞出了世界语呢！
汉字在中国绝对是居统治性地位，从秦始皇统一文字起，汉字就已经成为一种系统化、规范化和具有强烈生命力的文字，不但汉族使用，一些大的少数民族如回、满、壮都使用，人数少的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被后世“创造”出的民族文字就不谈了）。
此外，汉字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绝大多数汉字可以望字生义，理解简单，而不像其它很多外文由单词构成，纯粹为表达而表达。历史上东南亚、朝鲜半岛及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主动接受汉字，从而在其国家的发展上起到相当的进步作用，充分说明它的优势所在。
单一稀有的语言，虽然可能会给考古界、历史学界、文化界及语言学家们一种美的享受，却给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从而带来的是落后、愚昧，并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语言的种类越多，需要的翻译越多，需要人从事语言学习的时间也越长，那绝对是一种资源浪费。
这是张汉卿从后世学英语中得到的深切体会。改变它的办法之一，就是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尽量“车同轨、书同文”，它的第一步就是让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跟得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因此蒙古省委书记王树翰在与那苏图（已在省议会上正式当选为省长）的第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便讨论立法规定牧民取姓，即《取姓法》，虽然这一政策预料中会非常棘手。
实际上也真的棘手。
为了解除国民在取姓方面的困惑，王树翰召集了诸多蒙学、汉学大儒，共同编写了一本《取姓指南》。这些大儒追根溯源，从地方史志中查找到许多氏族名并以此取姓。不过最后诸人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蒙姓当初均拜乡亲所“赐”，有些含义不佳，譬如“小偷”或“七醉汉之家”之类，这样的姓氏，众专家估计也不会有人使用。
古老传统毕竟难以朝夕间改变，为了最大可能减少蒙民的抵触，《取姓法》允许蒙民选择历史人物或祖先的名号作为自家姓氏，却有超过半数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古往今来最具知名度的蒙古族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的氏族名号“孛儿只斤”。由于他大名鼎鼎，自然成为蒙古国民取姓的首选“样板”。
据初步估计有九成九的蒙民取姓为“孛儿只斤”的汉化姓“金”，这让张汉卿啼笑皆非，就像后世朝鲜之国姓“金”、韩国之国姓“朴”就是这样来的吧。虽然《取姓法》仍在艰难中跋涉，却不经易间给后人研究蒙古语言文字积下了不少难得的资料。恐怕这不是少帅的初衷吧？
幸好有了蒙古“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辉煌成绩，一些原先的上层人士转变最快，也都很快地给自己起了汉语名字。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无论从道理上、还是政治形势上，都明白跟国家政权对着干的下场。
普通牧民则很开心，几百年了，祖祖辈辈都没能有个正式属于自己的名字，现在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尽管不识字，尽管觉得汉字很奇妙，但在各地派出所户籍登记簿上还是很认真地盯着自己的名字，有的还用手比划，仿佛这个名字就刻在自己的心上。许多年后，年长一代的蒙人文盲仍能清晰地认得甚至能写自己的汉语名字，仿佛刻在自己的心里一般。
为减轻牧民们的负担，联省自治政|府也是首先在东三省之外的蒙古省实现了五年制义务教育，因为这里的人口不多，花费还能够接受。这样，从这一年起，蒙族小学生都开始兼习汉字。
不是没有反弹的声音，有人认为时间久了，蒙族会被汉族同化。然而这个声音，在贫困的牧民们看来，却是不屑一顾。政|府不是弃蒙文，只是加大了对汉文的推广程度。在一拨拨后生晚辈越来越习惯地使用汉语汉字之时，他们并没有摒弃传统的蒙古文化并能使之发扬光大，这个事实就完全堵住了他们的嘴。
教育、汉化，落后的蒙地渐渐跟上内地的节奏，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