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师傅断定观音阁骨子里就是妥妥的唐构。
我询问他，可有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
杜师傅沉思一会儿，说：“如果说证据吗，确实有一件。”
我迫切地询问：“是什么证据？”
杜师傅徐徐道来：“做为蓟州人，我几十年间专心研究独乐寺和观音阁。不瞒老弟，其实你刚才的疑问，也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但是苦于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也就一直没有答案。直到几年前，我的一位熟知我痴迷独乐寺观音阁的朋友，在无意中发现一份原始勘察记录，并将这个记录送到了我的手上，此事才算有了初步的结论！”
杜师傅的话告一段落，我插嘴进去：“杜师傅，您说，有了初步结论是什么意思？”
杜师傅说：“我说的这件证据并不是明确记载观音阁是唐构，而是通过勘察记录推断应该是保留了盛唐的框架和格局。”
我对杜师傅的话还是有些疑惑，试探地问：“杜师傅，这份资料可否让我看看。”
我没有想到杜师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华老弟，请随我来。”
杜师傅起身往堂屋的东面走，我也跟随杜师傅移步到东次间。杜师傅家北屋是一溜三间的大房，东次间就在堂屋的东面，和堂屋只一墙相隔。我进来东次间，看到这是一间书房，书房的家具也和堂屋一样，是一水的老家具。靠北墙是满墙的书柜，书柜一共六个门，细致雕刻着礼、乐、射、御、书、数的图案，正是儒家传统的六艺。书房东墙上高挂一匾，上书四个蚕头燕尾的隶书大字：众乐书屋。我看着这四个大字，这四字端正浑厚、四平八稳，似乎在哪里见过。
杜师傅看我对着牌匾出神，就说：“华老弟是不是感觉这四个字似曾相识？”
我转过神来，对杜师傅如实相告：“不错，确实看着眼熟，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杜师傅呵呵一笑，解释道：“这是我曾祖创建私塾时的牌匾，为他老人家亲笔所提。这字体就是仿独乐寺山门匾上的字体。”
我说：“怪不得似曾相识！独乐寺山门之匾据传为严嵩所提，这严体字﹍﹍﹍﹍”
杜师傅继续道：“都说字如其人，我看也未必。严嵩奸邪不堪，可是你看他的字确是端正浑厚。不瞒您说，曾祖就很喜欢严嵩的字，一生都临摹不断。”
我应和着：“哦！莫非当年曾祖创建的私塾就是这众乐书屋。”
杜师傅回答：“不错。这匾本来就高悬于堂屋，后来也是我父亲移至这间书房。”
我看着匾，喃喃地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名字！”
杜师傅走到北墙的书柜前，打开其中一扇柜门，从里面拿出一叠资料，交到我的手里，并用手势示意我可以坐在书桌前面细细地看。
我拿着手里的资料，缓缓坐下。这是一叠大开张的纸，和学生画素描的纸大小厚度相仿，有厚厚一摞，估计几十张的样子。纸质泛黄，透着岁月感。纸上用钢笔书写和描画，有的页满篇都是记录的文字，而有的画着素描的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还有的画着斗拱等部件。虽然这些纸张略显凌乱，但是通过素描的图画，我一眼可以看出这描画的正是观音阁。
杜师傅指着其中一页纸的最上端让我看，在杜师傅指示的位置，用漂亮的仿宋体写着几个钢笔小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勘察记录。
这时我才发现，因为时间久远，这叠资料虽然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装订，但是好在每一页最下端都标注有页码。我归拢了下顺序，发现整整三十六页。而刚才的仿宋体钢笔字标题，就在第一页最上端。
杜师傅微笑着说：“华老弟如果不嫌陋室寒酸，可以在这里细细研读！”
我感激地说：“杜师傅，在下求之不得！有这满屋的藏书和百年家具相伴，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杜师傅示意我尽可以阅读，然后他走出东次间，一会功夫给我端来一杯香茗。
一个小时之后，我研读完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就像标题一样，是一份详细的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探查记录。里面忠实地记录了对独乐寺的一次探查经过，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观音阁的的每一处分部尺寸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并绘图标注得非常清晰；另一部分则是“我”和“兄长”的一次谈话纪要，这个谈话纪要足足记录了两大张纸。
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兄长”认为虽然观音阁有明确记载是重修于辽，但是观音阁却有浓厚的盛唐建筑风格，和敦煌壁画中的唐代楼阁非常相像。“兄长”大胆地推断，辽代重修观音阁时应该是利用了唐构观音阁的骨架，往唐朝的骨架上填补了隔墙和门窗，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观音阁。所以说观音阁是重修于辽，而非重建与辽。这也是为什么做为“辽构”的观音阁，而保留了鲜明的盛唐建筑风格的原因。
我看完这叠资料，抬眼看到杜师傅正一声不响的看着我。我不好意思起来，说：“杜师傅一直在这里？”
杜师傅笑笑说：“是啊，看你做学问痴迷，没有打扰你！”
我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还耽误您时间！”
杜师傅摆摆手，说：“华老弟别客气，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在一起可以研究观音阁，岂不快哉！”
我不再客套，言归正传问：“杜师傅，这份资料是？”
杜师傅说：“你注意最后一页的时间和署名了吗？”
我说：“我注意到了。最后一页的末尾写着：民国二十一年春，达记于蓟县独乐寺。”
我沉思片刻，轻“咦”一声，说：“这份勘察记录是达所记，那这位达先生是谁呢？”
杜师傅说：“根据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春天，梁先生发现独乐寺的时候，其胞弟随行，胞弟的名字就是达。我认为梁先生肯定对观音阁和山门做了细致的勘察记录，做为梁先生胞弟的达，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地照做，甚至说抄作业都不为过。”
我说：“您的意思，这份勘察记录是梁先生的胞弟所记，甚至可以认为是梁先生记录的复制品”
杜师傅说：“事实上，这份勘察记录比梁先生的记录更为重要。因为梁先生应该只会记录了勘察的过程和数据，而达在记录上述内容的基础上，还记录了自己的思考以及和梁先生的对话。所以说，更会客观还原当时勘察的情况。”
我认可杜师傅的说法，点点头，然后追问：“但是有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梁先生推断出独乐寺是唐代骨架，为什么在其相关着作里没有提及？”
杜师傅说：“此事我也考虑过，我认为这正是梁先生治学严谨之处。在没有可靠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算梁先生可以断定的结论，也断然不会发表于学术着作之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在这样一份勘察记录里，出现兄弟两人的一场对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感觉。”
我翻看着手里的资料，说：“您的意思，这是梁先生有意为之。”
杜师傅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梁先生发现观音阁的时候，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唐构。梁先生推断出观音阁是唐骨唐构，但是苦于没有文献证据，无法正式发表这个结论，殊为可惜。所以借自己胞弟的记录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以待后人在合适的时候解开这个迷局，也不失是一种巧妙的补救办法。”
我点头赞许杜师傅的分析，说：“现在这份资料辗转来到您的手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我接着问：“那您认为观音阁初建于什么时候？”
杜师傅说：“看到观音阁上高悬的观音之阁四个大字了吗？据考证，这四个字确实是李白亲笔，应该是题写于安史之乱前数年。所以我认为所传安禄山建独乐寺应为可信。”
我高兴地回应杜师傅，说：“太好了，您也这样认为！”
杜师傅说：“莫不是老弟也考证出这个结论？”
我就将观音阁是鹳雀楼的仿品，应为安禄山所建的推理过程一五一十的阐述给杜师傅听。
杜师傅听完，说：“老弟推理的很有道理。”
我继续问：“但是，从安禄山初建独乐寺到辽代，有足足两百多年。安禄山所建的观音阁的唐骨是否可以保存到辽代，我还是有些担心。”
杜师傅再次微微笑着，说：“老弟不必担心。其实，在拿到这份勘察记录后，我就对从盛唐到辽代观音阁重修这二百多年间，蓟州的历史做过细致的分析。安史之乱虽自范阳而起，但是决定胜败的几场大战都发生在洛阳附近，几年间洛阳也是被几度易手，而范阳却没有遭到大的兵祸。再说说唐朝后期，虽藩镇割据，互相攻伐不断，但是蓟州却也没有受到波及。再往后就是五代时期，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于契丹，而蓟州正在十六州之列，五代的王朝更迭，也没有影响到蓟州。最后就是北宋，根据记载，独乐寺就是重修于宋太宗高粱河之败后的第五年，而终北宋一朝，也未将兵锋推进到蓟州。所以，二百年间，盛唐所建观音阁完全有可能没有受到致命损坏。当然岁月侵袭、雨打风吹，部分隔墙和门窗破旧是难免的，这才有了辽代的重修。而鲁班爷独创的卯榫结构确是可以经历岁月和风雨，只要不遭战火，可屹立千年不倒。”
我还是有些疑虑，继续问：“您的说法，和我一样只是推理，可有现实依据。”
杜师傅说：“有啊！刚才说的观音之阁的牌匾，既然匾是李白所写，想必是盛唐遗物，木质牌匾可存，木质唐构也定然可存！”
我还是不太确信，犹豫不决。
杜师傅继续说：“如果说大胆推理有主观的因素，那科学检测没有问题了吧！其实就在我做出上述推理几年后，有关部门对观音阁做过碳十四测年，经过检测，主要梁架的年代正是盛唐时期。”
我眼前一亮，说：“观音阁的主要梁架是盛唐时的，也就是您所说的盛唐骨架，所以说﹍﹍﹍﹍”
杜师傅笑答：“不错，观音阁骨子里是妥妥的唐构。或者说根据老弟的推理，现在的观音阁就是盛唐时的鹳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