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与伟民相守在一起，希望度过这一段时日，生下孩子，然后再想法结婚，真正合理合法的共同生活在一起，本来简单的事情却复杂了，也可能复杂的事情在我们这里简单了，究竟是好是坏，也说不清楚，我心中想只能这样子。
这里房东夫妻两个有一个小姑娘，上二年级了，伟民告诉他，他以前是教师，有问题可以来问，小姑娘也经常来我们屋子里玩。伟民有时候也与房东交流，她们说这里附近没有幼儿园，没有辅导班。伟民以前是老师出身，喜欢教书，喜欢孩子们，可以开办幼儿园，也可以辅导孩子，这个院子挺大的，房东支持，可惜我与伟民都没有做，所有的事只有想法，并没有去实现，我们失去了好多北京发展的机会。在北京，其实那时做什么都可以，我们都还年轻，有非常好的创业时机，可是我还想着诊所，没有其它经验，缺乏一种努力打拼的精神，伟民也退休了，悄然退出工作的历史舞台，他已经工作了一辈子了，想休息一下，自由一下，轻松一下，我对他没有要求，也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着，来日方长，以后什么都能做。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我们的命运怎样呢？我自己虽然很柔弱，但内心自我感觉还是很强大的，一切都想靠自己自强自立，自己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与伟民一起打造未来……再一看，现实中我简直什么都没有，我与伟民在一起简单的完成了两个人的世界，伟民与我看了一本书，是外国的名着，里边有一个叫蓝蒂的人，叔叔突然去世了，她很幸运的继承了叔叔的遗产，后来有非常好的命运结局，想起来了，那本书的书名是：《佳偶天成》，伟民有时也喊我蓝蒂，他希望我也有蓝蒂一样的命运，愿我们两个也是佳偶天成。
小屋子里，伟民时常讲一些有关他小时候的故事，他父亲开药房，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他父亲做生意，生意做的很好，在解放的时候，父亲制作了两本帐，一本真的，一本假的，结果他的父亲身边收了一个徒弟，徒弟谦逊有礼，赢得了父亲的信任，结果父亲把什么都告诉徒弟，可父亲后来才知道，他的那位非常信任的徒弟是地下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公私合营，父亲假账一点没用上，真帐清清楚楚被归公了，大会上父亲便戴上了大红花，药房成了当地的医药公司，父亲成了医药公司的私方经理，国家政府机构委派了公方经理，父亲很实在，一生做事小心谨慎，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但父亲不爱说话，很少与他交流。
伟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父亲很爱他。很亲妮的称呼他，他的小名叫林安，林安静静地，很安详。父子两个话也不多，林安在父亲的呵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着……
父亲的药房公私合营后，父亲家的药物都归公了，父亲成了私方经理后，也工作在医药公司，生活也安静祥和。
伟民讲伟民爷爷从小离家到徐州创业，爷爷一路打拼，一路辛苦，很早就累死了，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父亲是家中长子，十四岁便接了爷爷的班，打理经营爷爷留下的生意，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伟民还讲自己的父亲一生小心谨慎，为人和善，他的记忆里，父亲原来很胖，高高大大，经常戴一个瓜皮帽，帽子盖在头顶显得特别小，帽子下边露出的几乎全是父亲胖胖的脸庞。后来文革时，父亲被下放了，他们回到了老家河北某地的一个村子里。父亲老了，母亲比父亲大点，父母也很恩爱，没有吵过架。父亲心情不好，也从来不说。直到有一天，父亲叫儿子过来，父亲与他说：“曾经有人测字算卦，也给我算过一卦，人说我活不过六十岁，我不信。我与那个算卦人说，我再说一个字，你再算算！”那算卦的看了看父亲，然后说可以。父亲就又说了一个字，然后那个人又给算了一下，算过后，他说算卦钱不要了，很快收拾卦摊就要走，走时与父亲说你就只活六十岁。父亲说完，与伟民说，眼看着我就六十岁了，身体确实不太好。伟民劝父亲宽心，不想太多，他说没事，可能算卦的只是说说而已。结果伟民父亲六十岁时生病了，六十岁生日那天，真的就一命呜呼了，伟民与我说这些，我半信半疑，我说真是巧了。伟民父亲突然去世，伟民耳朵里无缘无故的流血，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耳朵会流血？他说他时常想起父亲说的那个算卦人，他算得也太准了。父亲走后，剩下了母亲，伟民说他的母亲很勤劳，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手与嘴总是不停着。八几年，伟民落实政策以后母亲病逝。
在文革中，父亲曾拉着伟民手问，“孩子，你说说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伟民回答父亲说，“一定能结束，但就不知道时候。”那是一段晦暗的时光，资本家被压的喘不过气来，父亲与伟民就是资本家出身，父亲患病就是吃不下饭，吃了就吐，人后来一直消瘦，父亲所患疾病是食道癌，父亲走的早，没有等到落实政策。伟民说父亲要多活几年就好了，可人有定数，父亲走的早，有些遗憾。
我看着伟民挺结实，但他说以前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经常有点小毛病，在他十八岁，正是六零年底治标时，他大病了一场。当时就是没吃的，大家都饿，伟民也饿的，得了浮肿病，幸亏那时他家来了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叫仁成文，仁成文大夫彻底治好了他。
伟民说：“没有仁成文大夫，就没有我的今天，仁成文是一个很好的大夫。”他慢慢地给我讲起了仁成文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