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1967年6月10日 香港
第一百七十七章
1967年6月10日
香港
王坤德满身疲惫回到家里，打开别墅大门的菲佣惊惧地看着他沮丧的神情和身上的血迹，没敢多话。
这座半山的别墅是哥哥王乾德的，他与母亲还有王乾德一家都住在这里。
他瞥了一眼二楼，黑黢黢的，显然母亲还有嫂子、侄子早都睡下了，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他走上台阶，轻轻推开客厅厚实的大门，却意外发现大厅的水晶吊灯下，王乾德端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静静地盯着他。
王坤德刚两岁时，父亲便不幸去世了。他哥哥王乾德比他大整整一轮，初中毕业就自已打拼，卖过保险，开过工厂，后来又做外贸生意，经历千辛万苦，借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成为了香港有影响力的商人，还当选了新一届香港总商会常务理事。难得的是，他还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与内地关系良好的富商，与广东、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外贸代理业务，在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大背景下，为中国外贸出口出过很大力气，被内地政府视为爱国商人，还多次被邀请北上参加国庆盛典等庆祝活动。
长兄如父，王坤德自幼受到哥哥的照拂，从小学一直上到香港大学法律系，哥哥希望他能成为未来的大律师或者少有的华人大法官。
可是，大学毕业后的他非但没有去律师所上班，反而卷入了这场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风潮，整天跟着参加街头游行、示威、抗争甚至与警察撕打，这让王乾德陷入深深的忧虑。
“阿哥，你仲未瞓啊？（哥，你还没睡呀？）”
王乾德冷冷地回答：“等你这个英雄返屋企啊！（等你这个英雄回家啊！）”看到坤德身上血迹斑斑，语气转为焦虑：“怎么还伤了呢？”
“哦，我没事，是我朋友的血，他让防暴警察打伤了，我送他上医院时沾上的。”
王乾德明显舒了口气，话语又转为呵斥：“你说你，好好的律师所不去，整天跟一帮凶徒在街头闹事，成何体统？！”
坤德争辩道：“他们不是凶徒，是真正的爱国人士，我们是为了扞卫劳工权益，是在跟英国人抗争！”
“抗争？抗争什么！天天游行示威、打砸烧叫爱国？除了把社会搞乱，能解决什么问题？”
“抗争他们的殖民统治，抗争我们自已的权利！是英军和警察先镇压的，我们只是反抗而已。”王坤德不服气地争辩。
“你们天天喊些激进口号，就能结束香港的殖民统治吗？你们赶走一个总督，英国女王就会再派一个来，他会给你选举权吗？”
“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像你这样天天坐在家里，日日想着赚钱，民主能掉到脑袋上吗？”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跟我奢谈什么民主？”王乾德一拍沙发扶手，怒道：“有饭食，有衣穿才是最大的民主！真搞不懂你在港大法律系上的什么学，跟着人家鹦鹉学舌。认清楚现实，香港就是殖民地，你去翻翻你的课本，世界上哪个殖民地有民主？！”
“那就更要争取民主，争取我们中国人的权利。澳门也是殖民地，去年的“一二·三”事件发生后，我们祖国政府一出面，葡萄牙政府还不是乖乖屈服了。再说，我们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有祖国做后盾，要像内地那样干革命，搞大民主！”王坤德硬挺着脖子反驳。
王坤德说的“一二·三事件”，指的是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的一起警民冲突事件，引发大批澳门群众到澳督府门前示威。葡澳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驱离，结果导致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到今年年初，澳门的社会团体发动了罢工罢市，大陆为声援，一度切断了对澳门的饮用水供应。葡萄牙政府最后被迫屈服，接受了澳门市民的要求。但王乾德心里清楚，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软弱的葡萄牙政府更不可类比强势傲慢的英国政府。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弟弟因为参加街头抗争被捕而留下案底，丧失今后的大好前程……甚至被一颗流弹击中，毫无意义地暴尸街头。
可弟弟出身港大法律系，本来就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近来又学了满口的政治词汇，王乾德越发辩论不过，只好冷笑道：“内地？哼！你去过内地吗？你知道内地多少情况？幼稚！”
这样的争吵，近一个月不知在两兄弟间发生了多少次，每次都是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王乾德是个性格内敛的人，他读书不多，但处世圆融，讲求诚信，在商界口碑很好，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不但热心慈善，对朋友也是有求必应，去年四月，他为了一笔生意去上海，朋友的朋友得知后，托他带一盒胰岛素针剂带给上海的亲戚，虽然事情很小，他二话没说就应允了。到了上海，自己的事情没办，先把朋友的嘱托完成，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这些年来，他从内地采购大豆、花生、猪鬃、中药材等等土特产品做转口贸易，又开办国货公司，还多次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在香港被视作有红色背景的商人，为此屡受港英当局的另眼相待，甚至公然打压，英资银行不给他贷款，警务处政治部找他谈话。但他内心里钦佩祖国的社会发展变化，愿意为正在被西方社会封锁孤立的新中国出力。
这些年他努力打拼，咬牙坚持，生意越做越大，朋友越交越多，生意领域也日益多元化。可现在的社会变化让他的思想和生意同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一个整天只关注商业机会的商人，他不理解原先好端端的内地社会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剧烈的动荡。
偏偏这个时候，香港也发生了风潮，本地的百货、餐饮、酒店、转口贸易等行业饱受冲击，他的生意也一落千丈，国货公司被迫关门，原先的跨领域投资成了亏损黑洞，每天疲于应付与客户洽谈和银行催债，身心疲惫。原先寄予重望的弟弟却好像变了一个人，天天激情澎湃参加街头游行，还与警察和英军对峙，这更让他头痛不已。
此时，他看着犹自亢奋的王坤德，知道多说无益。他看了看楼梯，唯恐吵醒楼上睡着的母亲和孩子，站起身压低声音说：“阿坤，你自己想清楚，一旦你被差佬逮捕，落了案底，你的前途就告吹了。”说罢，拍了拍弟弟的肩头，兀自上楼去了。
王坤德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匆匆洗漱完，下了楼，家里只有菲佣在家，哥哥早就上班去了，母亲去了公园散步，嫂子送侄子上学走了。他喝了杯牛奶，让佣人装了一袋水果，提着匆匆出了门。他要赶到圣玛丽医院去看昨天送来的朋友周天澍。
周天澍是他在街头抗争中认识的朋友，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他一概不知。但他亲眼见到周天澍在街头斗争中非常勇敢，一直挥舞着一面旗帜，冲击警察的防线，遭到了后来赶到的防暴警察的群殴，被警棍和枪托打得满脸是血。他和另外几个示威者奋力从混乱中将周天澍救出，又送他到医院。住院登记时，才知道他叫周天澍，无业。王坤德心里无限感佩，想起了在一本刊物上读到的一句话：“真正的无产者是最革命的。”
王坤德赶到医院，推开病房门，发现周天澍头缠绷带正半靠在被子上，同床头坐着的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说着什么。
“小周，好点没？”
周天澍坐直身子，笑着说：“王先生，谢谢你昨晚送我来医院，还帮我垫付了医药费，今天又一早赶来，怎么好意思。”
中年人起身让座，王坤德把水果放到床头柜上，急忙说：“您坐您坐，我站着就行。”
周天澍对中年人介绍道：“这是王先生，多亏他昨天从警察的棍棒下把我救出来，又把我送到这儿来。”说着，把身子往里挪了挪：“王先生，你坐床吧。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的老师，史文麟史先生……。”
没等周天澍说完，史文麟握住王坤德的手，重重地摇了摇：“史文麟，现在在《香港新报》做编辑。”
“幸会，史先生。我叫王坤德，叫我坤德或者阿坤就行”
待两人坐下，周天澍又说：“史先生可是大文人、大理论家，他的文章你一定看过的，笔名疾风……”
王坤德一听，又惊又喜，肃然起敬站起身：“哎呀，您就是疾风先生啊，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香港社会风潮发生后，疾风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三篇评论《论假民主》、《香港人的奴性与血性》、《人民的觉醒》，立意高远，痛快淋漓，为群众组织加油打气，在时下几乎一边倒耸人听闻地渲染示威者“暴力”、“血腥”的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立场鲜明，一时轰动，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史文麟谦逊地说：“哪里哪里，我没胆量上街，只是耍耍笔杆子为民众发声罢了。听说王先生出身于富商家庭，还是港大法律系的高材生，更难得能奋不顾身冲杀在一线街头，你才是青年才俊呐。”
王坤德感慨说道：“人家都称香港是文化沙漠，民众对政治也很冷漠，我们在街头拼死拼活却难得到一般民众的呼应，我们太需要像疾风先生这样的大文人替我们多多宣传，开启民智了。”
史文麟有些不好意思答道：“我就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也就是能写写文字，替你们鼓鼓劲。再说我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不能像你们年轻人那样，满腔热血直接跟军警对峙。”
周天澍插话道：“史先生，您可以给我们出主意呀，街头抗争有我们年轻人呢。”
王坤德眼睛一亮，“对呀，我们成立了‘人民反抗港英殖民动员委员会’，跟其他劳工组织不同，他们主要成分是劳工，我们‘动委会’可是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有工人、市民、小贩、学生、海员还有港府公务员参加。我们还分了‘指挥组’、‘后勤组’、‘宣传组’、‘纠察组’，如果史先生能加入，助我们一臂之力，那可就太好了。”
史文麟很谦虚：“王先生谬赞了，我能力有限，再说我也不认识他们啊。”
王坤德忙不迭说：“那不是问题，‘动委会’的副理事长兼宣传组长就是我在港大法律系的老师，我们很熟的，我去说。他要是知道大名鼎鼎的疾风先生加盟，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
周天澍在旁边怂恿道：“就是，就是，史先生，史先生，您要是去了就是我们的智囊啊，不是有句话说吗，一支秃笔可抵万千毛瑟枪啊！我们的斗争就更有希望了。”
史文麟有些无奈：“我还是担心力有不逮，还是先跟你们‘动委会’的领导人见过面再说吧。”说完又郑重加了一句：“不管怎样，我的心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王坤德高兴异常，当天下午就带着史文麟在‘动委会’临时大本营见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等一干领导人，众人都读过疾风的“三连发”社论，纷纷表示印象深刻，倾谈之下，相见恨晚，极力邀请史文麟加入宣传组，并慨然委任为组长，成为“动委会”骨干成员。史文麟先是百般推脱，后来在众人的说服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然而，让王坤德及其“动委会”一干人等万万没想到的是，史文麟和周天澍的真实身份：
周天澍，真名周广顺，中尉军衔，行动组组员；史文麟，真名史季良，香港本地人；田佩瑜亲自发展的情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