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1967年1月5日 北京、上海
第一百七十一章
1967年1月5日
北京、上海
这些年，方梅难得回北京过个新年。今年是个例外，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各地搞外调，常回北京，便想着陪丈夫过个年，可没想到丈夫老周却连续十几天都回不了家，元旦都住在办公室。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局面让今年元旦变得格外不同。
老周解放前在华北局城工部工作，参加过东黄泥村的接管北京干部集训班，在接管旧北平市警察局的过程中与方梅相识、结婚，以前也在政保处，后来调到三处任处长，处办公室在东四。方梅调到广东省厅，两人长期两地生活，各忙各的，也就一直没要孩子。
今天方梅特意做了几样菜，打电话给老周，让他务必回家吃顿团圆饭。老周中午回了趟家，神情疲惫，双眼布满血丝，满脸辛苦劳累的样子，让方梅很是心疼：
“你看你都累成啥样子了？我不在，你自己要知道照顾自己，不要老是熬夜。”
老周无奈地说：“我都十几天没回家了，天天晚上睡办公室。”
“有那么忙吗？我不信你们比政保还忙！”
“北京现在是风暴中心，我们能不忙吗？全国各地来北京的有几百万人，交通、警卫、劝导，还有这么多人在北京的吃喝拉撒睡，事情能不多吗？连正常的业务工作都顾不上了。”
“哎，你们局里情况现在怎么样？”
“造反组织调门很高，局里干警也分成好几派，老干部们都受到冲击，我估计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呢。”老周显得忧心忡忡，又不愿多讲。
“公安机关可不能自乱阵脚，否则不堪设想。”
“现在谁镇压运动谁就是反革命，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总不能把全国都搞乱吧？”
“方梅，你性子直，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该说的别说。要不还是申请调回来吧，你在我身边还能安心一些。”
“等忙过这一阵子吧，手头有个重要的案子。”
老周摇摇头：“我估计今后什么重要的案子都没有运动重要了。”看了看正吃饭的方梅，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方梅啊，这场运动不同以往，广播里天天讲，要触及灵魂；可哪里是触及灵魂啊，到处乱作一团，现在发展到只要是对立面就刺刀见红，出了人命连我们公安机关都管不了。我们局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不光局长副局长，连我们这些处级干部都可能受到冲击，你可要有精神准备。”
方梅气鼓鼓地说：“说斗就斗，说关就关，简直无法无天了！你再看看那些蹦得高头头，过去都是些捣蛋的二流子嘛，现在都成了新贵了。”
老周忙说：“这些话可别在外面瞎说，回家发发牢骚也就罢了。”
方梅瞪了一眼：“我没那么傻！”
老周又说：“我觉得吧，这么动荡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总有个限度。你我个人都无能为力，只能展望未来，坏人总会受到惩处。我相信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看着方梅吃得差不多了，老周匆匆离去，方梅看着他关上的房门发了好一会儿怔。
忽然，里屋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吓了她一激灵。来电话的是朱青林，他告诉方梅一个好消息：钟立元被抓住了！已押回上海。
方梅欣喜异常，这个消息太及时了，她正为调查陷入困境而发愁呢，钟立元的口供也许会峰回路转。
可是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人满为患，一票难求，即使买到票也不对号入座。她只好求助老东家北京市公安局，才把她送上飞往上海的飞机。
来机场接她的是顾海滨。方梅一上车，却发现顾海滨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
“小顾啊，终于抓到了钟立元，你应该兴高采烈才对呀。”
“方副处长，你不知道，这段时间上海很乱，我们公安局都有些不知该怎么办的感觉。”
“怎么呢？”
顾海滨并不急于向方梅讲述钟立元的事，反而跟她讲起大形势来：
“几天前，上海的两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调集了十万多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打伤了九十多人，这可是全国第一起大规模武斗。”
方梅大吃一惊：“那局里还能正常工作吗？”
顾海滨皱着眉头：“您现在到局里，局办公楼里已经没有人了，都抽去执勤了。”
方梅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个钟立元在哪儿抓到的？”
一提到钟立元，顾海滨来了精神：
“这个家伙逃亡途中偶遇了个和尚，就跟着跑到九华山上一个叫松柘寺的庙里去了，还化名陶旺财，剃了个光头，想在山上长期隐藏。多亏了安徽青阳县负责办理暂住人口登记的那个女民警，长了一双火眼金睛，觉得陶旺财的登记照片与我们发的协查通报上的人很相似，就通过县公安局把资料发给了我们核实。等我赶到九华山上，钟立元又恰巧逃下了山。我去县公安局时，正巧碰上一桩货郎遇害案，我就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了。地区公安局在青阳县和周边各县布置了许多假扮货郎的侦查员，终于逮住了这个家伙，他正担着死者的货郎挑子走村串户呢。”
“审的怎么样？”
“昨天押回上海的，初审了一次，已经承认是他下毒杀害了黄非，青阳那个货郎也是他干的。”
“他交代毒素的来源了吗？”
“交代了，这个有些麻烦。带毒入境的那个人叫王乾德，香港着名商人，也是我们的高级统战对象，在抗美援朝期间为打破美国制造的封锁禁运，做出过很大的成绩，后来对上海的外贸出口也出过很多力，还曾多次受邀参加庆祝国庆的盛典。这次恐怕也是应市政府之邀来沪的，却为特务组织所利用，真是匪夷所思。为此，我们向局长作了汇报，局长指示，对这个人的调查要先请示市委市政府。”
方梅很是震惊：“王乾德？没有搞错吧。”
“绝对没有搞错，我们专门去静安宾馆查了入住登记，与钟立元的交代完全吻合。王乾德确实在四月十日到十九日入住静安宾馆，十九日下午飞机回的香港。”
“那钟立元是怎么接受台湾方面的指示的？”
“是一封寄自广东的密信，让他四月十一日上午到上海静安宾馆找香港来的王乾德取药，盒内有黄非的地址和将其灭口的指示。”
“那他有没有交代他与黄非的谈话内容。”
“只审了一次，还没问那么细，另外朱副处长的意思等您来了一起再审。”
“朱副处长也不在局里？”
“不在。全都抽调上街执勤去了，听处长说，他们已经连续一周连轴转了。”
车子已经开进了市区，这个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已经彻底改变了模样，高楼外垂下巨幅的大字标语，马路两旁贴满了大字报，一些街道口堆筑着街垒，对立派别的高音大喇叭互相攻击......。
顾海滨从后视镜里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方梅：“北京是不是也变成这样了？”
方梅苦笑了一下，没回答，反问道：“下一次对钟立元的审讯什么时候进行？朱副处长能回局里一起参加吗？”
“应该明天吧。朱副处长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先看看，我先送您去招待所住下。”说着顾海滨递过一个封口严严实实、盖满骑缝章，正面右上角还盖着“绝密”章的档案袋。
方梅撕开口抽出一看，是昨天对钟立元的审讯记录，心里不禁折服于朱青林的细心。